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政府效用函数动态分析(2)
2017-10-10 06:40
导读：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现实路径——政府效用函数动态结构变化在现实中的体现 如果将理论分析具体到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显然，政府的目标（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现实路径——政府效用函数动态结构变化在现实中的体现
如果将理论分析具体到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显然，政府的目标（这里为简化，暂不考虑地方政府和政治银行家的效用函数）中包含“直接控制金融以获取租金最大化”、“金融安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相对合理的产权结构”、“宏观调控有效性”等指标，第一个指标代表租金偏好，而后四个指标代表效率偏好，同时，函数中还包含一个外部约束变量：国际金融环境因素，如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对逐步开放银行业的承诺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正是政府效用函数在外部约束条件下租金和效率偏好权重变动的体现。
1.第一阶段（1978—1994）：改革初期，经过银行系统行政和商业功能的初步分离，大一统的金融体制向二元型金融体制过渡，形成了高度垄断的国有金融体系，中央政府处于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在现实中就表现为国有金融体系在改革之后的迅速膨胀以及国家强烈的货币化意识。
伴随着国家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和经济的日益市场化，金融剩余与金融资源日趋分散化，国家财政支配能力迅速下降，同时在改革之初，中国的金融系统很不发达，货币存量只相当于GDP的25%，这样的低货币化经济起点促使政府在寻求重新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的途径中会很自然看到一个低货币化的经济向高货币化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藏的巨大的金融资源含量。因此，通过扩大国有金融产权来获取规模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和金融剩余成为政府在当时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改善了国家财政收入支配力量弱化的情况，同时保证了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及其持续增长。显然，这一时期政府动态效用函数中租金偏好权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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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有银行对财政制度替代格局的持续，国有金融产权规模的不断扩大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链条加长产生了较高的控制成本。同时，1985年，国家实行“拨改贷”制度，信贷管理体制由“差额包干”过渡到“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这一制度的实施给予了专业银行很大的金融自由，但同样是由于国有产权内有效的产权代理机构和治理结构尚未找到，专业银行的信贷行为除了受到国家政策性贷款和行政干预等不利约束外，其逐利活动并不受内在经营约束，再加上以公有金融产权为依托，其风险可以外在化，因此在高获利机会的诱使下就会产生大量的商业性呆账。在1979—1991年，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一直大于成本，而从1992年开始，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迅速上升，1995—1996年控制金融的净成本高达16 570.92亿元，张杰（1998）的研究表明，从1988年起，国家控制金融由主动转向被动，1992年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首次超过收益，政府效用函数结构从此发生转变，“直接控制金融获取租金最大化”的租金偏好权重下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宏观调控有效性”等效率目标地位上升，国有金融机构进入了商业化改革阶段。
2.第二阶段（1994—1998）：1994年，政府开始实施“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新体制，标志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该体制提高了银行经营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加强了金融安全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改善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同时，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在此期间也实现了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变。1993—1994年中国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3.2%，21.7%，针对该情况，政府通过贷款规模控制，查处乱集资、乱拆借等违规行为，调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等一系列措施，终于使通货膨胀率在1996年有所回落，在此之后，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以简介调控为主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银行的贷款规模管理，从1月1日起，政府决定取消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计划，至此，中国以间接调控手段为主的基础建设基本完成。 3.第三阶段（1998—）：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就金融业的开放时间表作出承诺，随着“时间约束”和“巴塞尔资本协议约束”效应的趋紧，外部金融环境变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有银行实施体制改革使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为此，首要的问题就是满足资本金充足率的要求，并解决不良资产问题。2003年末，政府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以450亿外汇资金作为新资本金注入国有银行，以改变其资本结构满足8%资本金充足率的要求，同时以此替换出来的财政部所拥有的资本权益启动了中建两家银行不良贷款的大规模核销运动。这次的注资为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奠定了一个良好的财务基础。“从现实情况看，未来五年，中国商业银行要在竞争中保持市场份额的基本稳定，仅贷款规模每年至少需要增加万亿以上，按照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每年需要增加资本金500亿（葛兆强，2004）。因此，扩充资本金补充渠道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单纯依靠财政注入和传统补充方式显然具有不可持续性，直接控制金融的成本大幅上升，超过收益，政府面临的租金偏好追求再次受到威胁，在外部金融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提高银行业竞争力”，“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安全”等效率指标的地位逐渐上升，因此，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转换，实现上市融资成为必然的改革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