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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经济下区域性金融风险及其管理：温州

2017-11-26 06:00 摘 要：风险是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但是金融风险种类与程度与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相关性如何，国内的尚显不足。本课题着重从对温州市现实与潜在的金融风险的实证入手，已经采取的一系列化解风险的措施、手段和特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些新观点、新，提出在新的形势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若干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由于我国体制转轨中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非公有制经济下金融风险及其管理的研究显然对今后若干年内各地区金融健康发展带有前瞻意义。　　一、引言：转轨经济条件下金融风险的动态特征　　转轨经济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虽然在量上未必高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风险程度，但是在质上的多样性和动态变化特征却远比后者复杂。在上，成熟市场经济中的金融风险往往具备周期性和可预测性，在分析上一般体现为“泡沫”的积聚和破裂；在转轨经济中，风险往往随体制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了从动态上把握我国金融风险的变迁过程，前瞻性地反映今后若干年经济转轨与发展中可能遇见的金融风险种类，并预先准备风险防范手段，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以非公有制经济发达地区一一浙江省温州市为典型，探讨改革开放二十年进程中的金融风险及其管理模式。　　至2000年12月，温州各项存款余额达928亿元，是1990年同期的22倍；各项贷款余额595亿元，是1990年同期的20倍；外汇存款余额13亿美元，是1990年同期的24倍。金融机构数量达1400多家，基本形成了在中央银行监管下，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机构等多种形式并存，多层次分工协作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业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银行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银行的转轨与变革。　　随着经济金融的迅速发展，金融风险的动态特征亦十分明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温州民间个人集资泛滥，“会案”频繁爆发，涉及面广，破坏力大。大规模、大范围的民间金融风潮时有发生。第二阶段是九十年代初，上出现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乱从事金融业务（称“三乱”）现象，以及小法人金融机构高风险状况严重了金融秩序。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中后期，逃废银行债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影响了金融的稳定，金融风险度加剧。总结二十年的金融风险历程，呈现出主体规模化、风险隐藏化、形式多样化的特征。　　二、金融风险与经济转轨的相关性分析　　（一）二十年来温州金融风险历程　　1.八十年代爆发的“会案”接连不断从1984年首开乐清县柳市“黄华会案”到1988年“平会”倒会和“银背”破产，中间经历了1985年的“抬会”风潮、1986年的苍南、平阳“排会”案。据不完全统计，每次“会案”风潮，仅倒会、破产在100万元以上的“银背”人员就达数十人，金额在6000万元以上；而100万元以下的则是不计其数，涉及资金达1亿元以上，风潮爆发后，为索债而引起的非法拘禁、扣人质、烧住宅，以及人命案频频发生，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还伴随正常民间信用解体的事件。纵观八十年代的温州“会案”风潮，其突出特点是涉及面广量大，破坏力强。会主以超高利率为诱饵，进行的金融投机诈骗活动，用高达3％—6％的利率欺骗会员资金，由于这种高利率大大超过生产经营者的承受能力，使资金投向完全脱离生产和流通。同时还刺激民间借贷利率不断上升。　　2.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民间集资花样翻新，主体由个人向单位发展　　八十年代中后期，温州市民间“抬会”倒闭等金融风潮，使许多市民对非法集资带有一定程度的恐惧性和警惕性。此后，集资形式花样多变，出现一些企业以提供居民生活必需品，如液化气、食用品等为诱饵，承诺集资一定金额，按月提供物品，并随时可退资，大举进行筹资活动。由于集资企业经营不善，给市民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社会反响较大。　　3.九十年代以来金融风险的多样化　　一是非法机构从事金融业务异常活跃，九十年代以来，金融风险产生的主体趋向多元化，并逐渐从地下的非法形式，向以公开的合法面貌出现；从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过渡，并呈现多样化特征。出现了由地方政府部门审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人参股组建的办理金融业务的合作基金会和民融资金调剂服务部；出现了物业（设备）租赁公司和股权转让咨询服务所；出现了变相办理金融业务的个体协会服务部、投资公司、城镇投资开发公司和未经审批的典当商行等组织。从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间，各类融资性“农基会”达86家，后经温州市委、市政府和人民银行清理整顿，仍有33家民融资金服务部一直公开办理金融业务。此后，物业租赁公司、资金调剂服务社、个体协会服务部、老人协会基金会、驾驶员协会等相继登场，有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体改委审批，有的没有经过政府部门审批。其中物业公司形成较大规模，至1999年底，仅温州市区的物业租赁公司就达81家。这些物业租赁公司资本金严重不足，一些公司验资后，抽逃资本金，暗地里办理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综合费率高达18—22％。更严重的是部分物业租赁公司从业人员或股东，以其企业和个人名义向银行、城乡信用社融资，用于高利放贷，将风险转嫁给金融机构。　　二是小法人金融机构高风险状况突出。九十年代初，温州的小法人金融机构处于高增长期，小法人金融机构的发展，当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格局，但由于其自有资金规模小，资本充足率极低，人员素质不高，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即使是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信用社，也同样潜伏着风险。1996年人民银行确定高风险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情况是：高风险的城市信用社9家，占其数的17.6％；高风险的农村金融服务社13家，占其社数的32.5％，其中已出现风险或有风险隐患的有9家；高风险农信社36家，占其社数的21.3％。一般来说，诸如此类的小法人金融机构资金实力弱，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差，金融风险暴露速度快，风险系数高。一旦发生金融风险，将在一定范围里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和破坏力。　　三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不容忽视。在九十年代，温州市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较快的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主要是由于违法违规经营金融业务形成的。如1993年温州“发景”、“钧科”二家国际期货交易公司未经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批准，非法办理外汇期货业务，欺诈盲目投资者，引起金融风波。　　四是“逃废债”风波迭起。随着金融业内控措施的健全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以贷还贷、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日益艰难。一时掀起企业“逃废债”风波。其主要特征是：少数国有大集体企业“悬空”银行债务，一些私营企业厂长经理外逃，逃避银行债务。据不完全统计，至1998年11月底，国有大集体企业以各种花样悬空银行贷款债务的有72家，贷款金额2.85亿元，厂长经理外逃人数达961人，“逃债”金额高达6.30亿元，其中市区470人，金额4.28亿元；逃债金额1000万元以上有11户，金额2.30亿元，几乎涉及每家金融机构，企业“悬债”主要通过改制渠道。部分企业采取兼并、关闭、“假死”等方式，转移资产，另立“炉灶”，或成立企业集团、搞股份制等，以此为契机甩掉银行贷款。一些企业“化整为零”逃避银行债务。一些企业“移花接木”，新“官”不理旧债。少数企业“金蝉脱壳”悬空银行债务。以现有的生产场地或设备与外方合作，将银行贷款束之高阁。私营企业主外逃，逃避银行债务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外逃”户负债率高，资金高度依赖金融机构。二是“外逃”大户在逃债前都经历过“以贷还贷”、“以贷还息”、“借新还旧”等资金艰难周转过程。三是“外逃”户大都一人多厂，且与金融机构关系密切。有的甚至就是某小法人金融机构的法人代表。　　（二）温州金融风险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透视温州20年来金融风险事件的成因，可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考察。主观原因主要是温州经济转轨进程中金融的民营化倾向和金融组织经营者素质等方面；客观原因则在于温州经济环境的演革所导致的风险必然性。　　1.主观因素　　一是民营化倾向在金融领域的反映。温州金融风险事件最为集中的阶段是八十年代，最为集中的主体是小型的甚至微型、个人开办的金融从业组织，如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金融服务社、典当行、各种“会”（呈会、抬会等）以及个人的非法集资活动等。在80年代国有银行服务严重滞后、国家还未能对金融业进行有效管理的大背景下，金融领域也就成为温州人投资的一条重要尝试途径。于是，通过个人或合伙形式，温州人创办了大量的小型金融组织或以其他机构的名义变相从事传统的存贷金融业务。由于金融风险的暴露具有滞后性特点，加之风险意识淡薄，最终导致许多风险事件的暴露。　　二是金融组织负责人经营水平低下。许多温州民间金融组织负责人根本达不到从事金融业的经营要求，政策、业务不熟，创办的金融组织与工商企业有千丝万缕关系，许多负责人本身是经商或办企业的，又不注重内控制度建设。结果温州的民间金融组织均存在或大或小的经营方面的，如股东贷款占比很高，非股东贷款过于集中，资本金不实，“三会”制约形同虚设，法定代表人权力过于集中，违规拆借资金，高息吸存，帐外经营，准备金备付金不足，存贷比超标，冒名、借名、越权、跨地区贷款司空见惯，不遵守现金管理制度，内部管理混乱等等。　　三是信用道德因素。可以说温州金融风险事件的不断出现也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地区信用道德环境建设滞后有相当联系。温州曾一度受“假、冒、骗”困扰，严重影响了温州声誉和形象，金融领域在这种大环境中也必然受到冲击。个人借钱任意延期偿还甚至逃债、赖债、废债，企业提供虚假的报表、多头开户、以贷还贷，无效担保、重复担保，金融组织虚假出资、高息吸存、违规拆借，民间非法集资诈骗，以及一旦风险暴露责任人经常选择潜逃国外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引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　　2.客观因素　　一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特征。温州非公有制经济的独特之处曾明显地表现为企业规模小、机制灵活、转产快。但产业层次低、经营方式传统，产品轻型化。这样的经济格局极易受国家宏观经济走势影响。与当地的企业规模一样，温州的民间金融组织规模也不大，通常存贷款规模仅几千万元，这样金融风险就更易于暴露并迅速传播。一旦一家贷款相对集中的城信社因企业经营不善或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临时无法销货还款，该城信社的资产流动性就会很快下降，支付缺口显露的可能性就很大。并且产生风险也极易传播到另一家而蔓延开来。在清理整顿农村基金会期间，就出现大多数的城信社备付金大量下降或各项存款受到明显影响，支付困难的现象。　　二是银行发展在局部的滞后。80年代温州国有银行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无法摆脱观念的束缚，大量资金只投向国有集体企业，而蓬勃发展的温州个私经济获得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却极少，许多企业偏好向社会借款和用现金结算，为温州民间金融组织和民间借贷的发展创造了市场空间。并且即使高利借贷的风险较大，但由于效率较高和便利的原因，人们还是愿意承担风险，从而内在地埋下了金融风险隐患。　　三是经济环境偏紧导致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逐步恶化。资产质量是金融组织是否稳健经营的最核心指标，是金融组织的生命线。在资产质量恶化的情况下，若没有其他措施来补救，比如没有发达的资金市场拆入资金或资产不能及时转让或变现等，那么该金融组织就很可能面临支付缺口和流动性困境，一旦群众对其丧失市场信心，就会演化为金融风险。温州已暴露或面临风险的金融组织大多有一个资产质量逐步恶化的过程。如1997年瑞安市某金融服务社在面临支付压力时，其表上不良资产比例为24％，实际资产质量远比报表反映的要严重的多。其他风险边缘上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高的达到90％以上，低的也比规定的15％要高。没有资产质量作为金融组织资产负债比例和“三性”管理的基础和后盾，金融组织也就难以实现稳健成长。　　四是政策导向的失误。温州20年的金融业发展历程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在涉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某些具体操作上却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考虑不周而埋下金融风险隐患。一是80年代原体改委和农委宽于批设农村基金会，并收取代管资金，结果绝大多数机构走上吸存放贷的道路，成为温州金融业的重要风险源。大量基金会成立使得体改委和农委等主管部门根本无法深入管理和有效监督，可以说基金会长时间是处于失控状态的，从而使得风险的累积成为可能。二是对金融法人机构的政策连贯性若被打破，就有可能诱发金融风险加快暴露。如在组建温州城市商业银行期间，由于组建期过长，透发原有的一些城市信用社股东转让资本或大肆挥霍资产等现象的发生，给温州市商业银行成立后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