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唐代古文运动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_古代文学

2013-04-29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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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散文,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两汉的史传文和政论文,都取得了高度成就。虽然它们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作为古代早期的散文,概括起来,又有以下两方面的共同特点:

一是置内容于首要地位,无论记事、写人、议论,都是有所为而发的,形式为表达内容服务;

二是书面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朴实自然,不尚藻饰,写在文章中,便是明白通晓的散行文字,所谓“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是其基本要求。所以韩愈说:“唯古于辞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还以《孟子》的成书为例,指出:“夫所谓著书者,义止于辞耳。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当时著书撰文,无非是记录口头所要说的话而已。古代早期的散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是,在文学发展史上,各种文体之间,往往会彼此影响。汉代兴起的辞赋,由骚体诗的散文化演变而来,同时,它又促使散文向着辞赋化的方向发展。辞赋实际上是一种带韵的散文,它的句式整齐,多用对偶排比,语言铺张藻丽,夸奇炫博,这些都给传统散文以很大的影响。汉代的散文家如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同时又是辞赋家,因而他们的散文作品也就往往带有辞赋习气,比较注意语言形式的整饬对偶。特别是东汉以后,这种趋势不断有所加强,语言的形式技巧越来越被放到重要的地位,早期的散体文终于逐渐为所谓骈体文所取代了。

   骈体文发源于汉魏,盛行于南北朝。当时称作“今体”或“俪辞”,自唐代柳宗元以后,才开始叫做骈文、骈体文或骈偶文、骈俪文,其中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者也称四六文。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堆砌词藻、典故,注意音韵、对偶,句式多以四字、六字成双作对,犹如二马并驾,“骈文”即由此得名。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若夫句笔无常,而字有条(一作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这正是骈文句式上的特点。   

    应当承认,骈文的出现,充分运用了方块汉字的艺术功能,丰富了古代散文的表现技巧,并非全无积极意义可言。骈文中的一些优秀篇章,也有着比较充实的内容,不应一概否定。但是,就骈文的主导方面来说,却大都以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盖其空虚贫乏的内容,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语言严重脱离口语,有的甚至变成了文字游戏,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自南北朝至唐代,这种形式主义文风流行了好几百年,以致中断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造成了散文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唐代古文运动的酝酿过程。唐代古文运动虽然至韩愈、柳宗元始获成功,但在韩、柳之前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骈文作为文章体裁的一种,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它扩及一切文字领域,便造成很大不便和一些弊端,因为它并不是能够适应一切文字场合的。因此陆续有一些人起来反对。

随着骈文的形式主义弊害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而也不断有人出来加以反对。早在西魏文帝时,大臣苏绰就曾模仿《尚书》的诰命体制写过一篇替皇帝祭庙用的《大诰》,图以商、周的古奥文体取代骈体,但并未奏效。隋文帝时,曾下诏规定“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弃绝华绮”,还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当时的李谔上书隋文帝,对齐、梁以来“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浮靡文风作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还未从根本上反对骈文的形式,因而也未能止住骈文发展的势头。到了唐代,骈文依然盛行不衰。唐初魏征曾称梁以后的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

“四杰”中的王勃、杨炯等人也提出了改革文风的要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曾指出当时的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称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复古”革新的主张,他的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作篇序》在理论上对古文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的论事书疏文章“疏朴近古”,盛唐萧颖士自称“凡所拟议,必希古文”。在创作实践上,陈子昂也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所以韩愈高度评价他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随着越来越高地反对浮靡文风的呼声,一场文学改革运动势在必行了。   

然而积重难返。尽管浮靡文风一次次地受到冲击,尽管当时用散体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一大批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但直到中唐时期,骈文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势力,顽固地占据着地盘。柳宗元曾描绘当时骈文四六为人所赞赏的情形道:“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奔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乞巧文》) 由反对浮华轻艳的文风到明确唾弃骈体。虽势单力薄,缺乏成功的创作实践,不能动俗,却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倡导古文运动,才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韩愈、柳宗元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自述他写作古文为人所不容的情况道:“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也记述了韩愈与“流俗”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遭遇:“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但经过这样激烈的交锋,形势终于出现了变化。韩愈的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极其简要地概括了这场斗争的经过及结果:“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在韩、柳及其门人、追随者顽强斗争和不懈努力下,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和声势,终于在与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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