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贾与韩孟_古代文学毕业论文(5)

    注释：

    ①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八《贾忤旨》：“贾又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恶之，与礼闱议之，奏岛与平曾等风狂，挠扰贡院，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

    ②《诗话总龟》卷三九、《唐诗纪事》卷四十皆言於兴化凿池种竹、起台榭者为裴晋公度，从文意上讲应是。

    ③施蛰存先生认为贾岛在贬斥之前可能官职高于主簿，故言贬斥。参见《唐诗百话》，第45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宋人亦为之曲解，以为唐代举子地位较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唐贵进士科，故《志》言‘责授长江'，如温飞卿亦谪方城尉。当时为乡贡进士，不搏上州刺史则簿尉，固宜谓之‘责授'。若使今世进士得罪而责授簿尉，则唯恐责之不早耳。”

    ④参见余恕诚先生《韩白诗风的差异与中唐进士阶层的分野》，《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诙谐戏谑是韩愈发泄无聊、放纵精神的一种方式，对其诗文创作有重要意义。……由于好戏谑，韩愈心理上的跺郁，常被变形扭曲，加以外化，奇诡滑稽，而内含尖锐冲突。”

    ⑤关于贾岛与孟郊在洛阳的交游唱和情况，详见张国举《孟郊在洛阳的家事、交游和诗歌创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⑥宋人对郊岛之讥讽主要是他们的诗歌内容和行为性格方面，宋人学孟贾主要是针对其创作手法，对孟贾诗歌的精神内涵则多有抵触，这一点与宋人学杜韩有类似的地方。时过境迁，在学富五车、温润乖巧的宋人那里很难再听到类似孟贾这样的带有怨上色彩的声音了，即便是一些苦寒之音到了永叔、子瞻、严羽那里就成了不和谐音，显得那样刺耳，郊岛虽在宋以后还有市场，但也仅剩下副躯壳，他们惊叹于这些木乃伊的精制，他们甚至喜爱它的陈旧，于是他们又照模照样地做出许多来沿街叫卖，而当这些激愤的游魂偶然光顾时，他们却又将其赶走，说它们“不合雅奏”、“究非正声”或视为“虫吟草间”。假使苏东坡真正还有韩愈、孟郊那样的精神气骨，那么“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根本不必煞费苦心地去曲解诗意、罗织罪名，韩愈、孟郊、贾岛这样的人是很典型的唐人，在宋代几乎找不出来。反倒是元白一类的个性在宋代士大夫中不乏其人。江西之与杜韩，四灵之与姚贾，虽均打着唐人旗帜，但实际上却是貌合而神离的，它们都可以说是俱为宋诗类型的典型代表。宋人刻意为文，在很多方面对唐诗的领域均有所延伸和发展，但由于文人地位的变化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在精神气骨方面却与唐人分道扬镳，唐人的洒脱与叛逆并非宋人所好尚。对于孟贾，他们仅重其皮而不重其神，宋诗精于文辞典故而短于气骨精神，孟贾之精神气骨尚且失之，更何况杜韩呢。由此处管见唐宋诗之别，除却风格体貌之殊外，最根本还是在于时运与性情之别。

    ⑦闻一多：《唐诗杂论?贾岛》，第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⑧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303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⑨参见景凯旋《孟贾异同论》，《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大意为，倘若以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界，孟郊的诗歌创作是结束于此前，贾岛的诗歌创作则是开始于此后，如前所论，这一时期正是中晚唐诗歌的体变时期。如果说孟诗是在风雅不兴、竞为近体的大历之后，以五古的形式继承陈子昂等人所倡导的诗统，贾诗则是在元和以后对政治普遍淡漠的时代氛围中，在五律方面近承大历的变革。一是崇古，一是趋新，都以各自的诗歌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孟郊的辞世和贾岛的崛起标志着唐代诗歌史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⑩见谢荣福《论姚合的佛道信仰及其对思想创作的影响》，《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文章认为姚合具有佛道两方面的信仰，或可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