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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释比经典》中部分名物产生年代小考

2013-05-04 01:25

论文关键词：羌族  释比经典  名物  年代 
　　摘要：《释比经典》中收录了大量长期在羌族释比中世代口耳相传的宗教性经典。其中包含了各种名物，对其进行考证可以加深对羌族居住地区环境、习俗、生产方式转变的了解，同时，也可也对部分经典的断代提供一些帮助。
　　释比经典是羌族文化的宝库，其内容之广博，可以说涵盖了羌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的名物也种类繁多，笔者仅就其中一些出现频率较高，或者对于篇章断代有一定意义的名物进行考证。对于断代问题，笔者还要赘言几句。由于释比经典形成于民间，并长期口传于民间，从初步形成到现今的形态之间经历了无数人的删改，可以说成篇于众释比之口，定稿于今日之书。这样一来，所谓的断代就变得非常困难，仅仅依据这一本《羌族释比经典》很难确定每个时期掺入的主要内容。但这样的考证仍然有其意义，有了一定的时间坐标，毕竟可以对加深对某些篇章的理解。以下就是笔者考证的具体条目：
　　喇嘛（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三部·魂归来[1]）——本篇认为人睡之时魂漂浮，病时魂也飞出，所以经常需要招魂，至于招魂的执行者可以使喇嘛、道士或释比。从其他一些篇章中也可看出，在羌人观念中道士、释比、喇嘛不仅均可招魂，甚至在法力上也没有多少差别，都能得到羌人的认可。而据学者研究，元以前喇嘛教在北川羌族中都没有太大影响，其在羌族地区的大规模发展和元王朝以国教形式抬高喇嘛教地位有关[2]，周边羌族地区的情况也应类似。从这一点来看，此类内容当产生于元以后。
　　道士（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三部·魂归来）——从本篇来看，在羌人观念中，道士是汉族宗教人物的代表，是羌人日常活动经常邀请的人物。这种状况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羌人接触道教有着距离上的便利，但能被羌人如此认可，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元明清时期道教在羌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与之相似，一些篇章中和尚代替了道士的位置，而汉地佛教大规模传入羌族也要晚到元明清时期[3]，所以此类常提到道士、和尚的内容估计也应形成于元明清时期。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Ec.cn发布）
　　城隍（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二部·鬼）——此篇有“敬了城隍了鬼愿”一句，这应是受汉族影响。城隍信仰最早记载见于南北朝时期，唐代已盛于江南，宋代成为国家祀典，明代趋于极盛。城隍信仰在南宋时被道教纳入了神仙谱系[4]。明清时期，随着汉人的大量迁入，城隍信仰传入羌族地区[5]，并且很快被纳入羌族宗教体系，成为羌族所谓的下界三大神之一。所以此类内容很可能形成于明清时期，与之相似的自然还包括赞颂孔子的一些篇章。
　　法咒（符咒篇·第十部·法咒）——总体来看，这些法咒都和道教的符咒类似，从文字上看，产生的时间也较晚，很可能是到了道教在羌区大规模传播的明清时期。
　　阎王（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十一部·连接）——此篇一句唱词提到“阴曹地府见阎王”，阎王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后来逐渐中国化，也被道教纳入了神仙谱系。与之相似的还有千手观音，如来佛祖等，此类内容的出现估计都不早于明清时期。官员（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六十八部·唱魂根）——本篇及其他很多篇章中都提到“三个大官共商议，官员断案结是非”，同时官员的地位还和释比并列甚至更高，他们也区别于一些篇章中出现的寨主、头人的丑恶形象，一般都以正面形象出现，应当是中央王朝委派的官员。史载，中央王朝对羌族地区的统治在唐代为羁縻制度，在两宋则统治薄弱，主要都还是依靠当地羌人酋豪统治。及至元代开始实行土司制度，到明代完整确立，这使得当地出现了双重统治，即封建政权派出的官吏和本族的头人、土司[6]。再结合很多释比经典中很多唱词提到“登科”、“黄榜[7]”等科举制的产物，而元代又基本未实行过大规模科举取士，而且羌人要想正式接触、学习儒家经典恐怕也要等到明初朝廷在茂汶设立州学[8]，可见此类依靠科举而入仕的官员形象真正深入羌人心中必然要晚至明清时期。 

　　雪隆包（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十部·驱散病）——雪隆包峰位于四川省北部，阿坝州理县上孟乡。海拔5527米，山顶出了积雪，就是寸草不生的岩石，羌人成为赖子山。羌人认为其祖先从西北迁到岷江上游时曾翻越此山，观念上仍认为它是祖先英灵的栖居地，并以白石来纪念祖先的迁徙[9]。又据《羌族史》所载，羌族的这次大迁徙很有可能肇端于秦穆公的向西开拓，之后一直持续到秦汉时期[10]。因此，约略在秦汉时期以后，从羌人迁至岷江河谷开始就有了这种对雪隆包的崇拜。
　　麦子（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十一部·连接）——此篇中有“青稞麦子手上拿”一句。从其他篇章里也可看出释比经典中提到的小麦一般均默认为和青稞同样重要的作物，然而小麦不是羌族的传统作物，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在羌族地区普遍种植[11]。据此可知这一类篇章很多都应晚至民国时期。
　　玉米（农牧篇·第六部·五谷神）——此篇中有“玉米金黄是主粮”一句。玉米传入羌族地区应在清代嘉庆年间，至20世纪初方成为人们的主食[12]。所以此类显示玉米作为主粮的内容当产生于20世纪。
　　馍（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十六部·德为一部）——此篇有唱词曰：“德为的馍摆上方”。馍，也就是馒头。传说起源于蜀汉，但较为确切的资料要晚至宋代，而像羌族现今一样的实心馒头则更要晚至明清才见于记载[13]。
　　猩猩（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三十部·太平保福）——此篇提到猩猩，但是现今中国已无猩猩种群分布，从目前发现的化石来看，四川全省还从未发现过历史时期有猩猩分布。这条资料对于研究猩猩种群在历史时期的分布有一定意义[14]。
　　灌县（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四十九部·咒面人）——从这篇唱词可以看出，此时灌县已经是汉人聚居区了。灌县在羌族最初的兄弟传说中是羌族居住地区，如《羌族释比经典·史诗篇·羌戈大战》中就记载当时在现在都江堰市的地方有一个夺果寨，甚至在离成都更近的郫县也有寨，事实上，连成都羌人也认为有成都寨，寨主为者英基[15]。后来，随着汉族人口的迁入和当地羌人的汉化，现在都江堰市（灌县今名，1988年改）所在的地方才成为汉族居住的地方。据记载，秦并古蜀国时已对成都平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设置了蜀郡[16]，所以羌人的这种记忆如果可靠那就应该至少早于秦朝。铁（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五十部·甩镰刀）——铁在释比经典中经常出现，从这些资料来看，羌人获得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汉地直接背来铁锻打，例如本篇中的情况；另一种是由羌人用铁矿石自行冶炼，如《羌族释比经典·科技工艺篇·找铁》中提到的情况。从逻辑上看后者必然晚于前者，从本篇内容上看，羌人最初从汉地背来铁时，还需向汉人学习锻打技术，更何谈自行冶铁。四川地区是中国最早出现冶铁业的地区之一，其最早的冶铁记载出自《史记·货殖列传》：“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虽然材料中卓氏冶铸之地临邛与羌族所居的北川等地相隔不远，但据学者研究直到宋代羌人使用的农具依然基本都为木制。铁质农具的大批输入要到明清时期，伴随着汉人的大批移入才得以实现。羌族地区的冶铸业也由此肇端[17]。所以，此类描述羌人背铁矿石、冶铁的篇章估计都应产生于明清时期。另外，本篇还提到冶铁时“竹子烧炭做火源”，其他篇章中也有“杉木化炭以炼铁”的唱词，可见当时羌人采用木炭冶铁。目前学界比较公认我国开始大规模采用煤炭冶铁是在宋代，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记载宋代冶铁业情况时提到“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不过他也提到在是否使用煤炭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南北各从利便”。羌族聚居的阿坝地区并非煤炭丰富之地，估计自明清时期出现冶铁业以后就一直采用木炭冶铁，一条记载也证实了笔者的推测。据记载，抗战初期，四川安县（紧邻北川羌族自治县）有5家小炼铁作坊，以木炭为燃料，每年消耗木炭120万斤[18]。据此推知羌族地区使用木炭冶铁的方式应当延续了很久，此类篇章产生的下限可以晚至民国。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风箱（科技工艺篇·第二部·找铁）——此篇唱词描述炼铁过程时提到“生了炉子拉风箱”。据记载，此种能够推拉的风箱应当产生于明代[19]，再结合羌族地区冶铸业产生的时间来看，此篇唱词应出现在明以后。
　　枪（驱邪治病保太平·第一百部·霉灾）——此篇有唱词曰：“一枪打去惊睡梦，两枪打去云雾散，三枪打去堆猎物”，可以看出这是羌人用枪狩猎的场景，结合其他的篇章我们还可以知道，这是一种火药枪，可以装铜弹或者铁弹[20]。据学者调查，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用枪狩猎大约出现于20世纪中叶[21]，从地缘上和常理上看，笔者估计羌族使用羌的时间也约略就在此时。所以此类内容加入释比经典应该是很晚近的事情。
　　银（史诗篇·第一部·羌戈大战）——此篇中描写羌人买猪情景是有唱词曰：“银袋跨在肩膀上，戥子挂在肩头上”，明白无误地显示了白银作为普通交换货币的情景。据考证，白银的流通始于宋代[22]，因而不论本篇主要情节多么久远，这种货币情形却出现在宋以后。
　　火镰（史诗篇·第二部·木吉珠与斗安珠）——取火工具，历史悠久。元代李好古《张生煮海》已中有“家僮将火镰火石引起火来”一句。连枷（丧葬篇·第十三部·说母亲）——此篇唱词中有“左右连枷打”一句。连枷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脱粒工具出现于南宋时期[23]，著名诗人范成大曾在《四时田园杂兴》一诗中描述了当时江南农家使用这种最新工具打场的情景。但和之前提到的冶铁业一样，羌族人民对这种工具的使用也要晚到明清时期[24]，所以涉及到此种工具的内容也应不早于明清时代。 
　　五虎臣（驱邪治病保太平篇·第六十四部·吹散淋巴结）——疑即五虎将，即三国时蜀汉的关羽、张飞等将领。五虎将的说法为小说家杜撰，当产生于《三国演义》成书之后。若依此，则本篇当产生于明清时期。
　　参考文献：
　　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
　　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羌族释比经典》，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王明珂：“青稞、荞麦与玉米——一个对羌族‘物质文化’的文本与表征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第45-67页
　　徐平：“试论羌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23-28页
　　周锡银：《羌族词典》，巴蜀书社，2004年
　　[1]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羌族释比经典》，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以下略。
　　[2]王清贵：《北川羌族史略》，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第50页
　　[3]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62页
　　[4]张泽洪：“城隍神及其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9-116页
　　[5]周锡银：《羌族词典》，巴蜀书社，2004年，第229页
　　[6]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31页
　　[7]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羌族释比经典·天文历算占卜篇·释比论干支》，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一版：“定日入学中黄榜”
　　[8]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61页
　　[9]徐平：“试论羌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24页
　　[10]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