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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文

2013-05-13 01:07 　　印度文学的中国承受史，在世界文学交流史上有着特殊位置，所以越来越遭到中外学者的注重。普通以为，中国承受印度文学始于东汉的佛经汉译，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对印度文学的承受呈现了全新的场面，既包括以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代表的印度现代文学，又包括印度古代文学。我们对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引见、研讨、吸收、运用，合称为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承受。研讨现代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承受，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它不但能够彰显汉末至宋代的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第一次承受，而且，随着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再承受研讨的深化，关于我们比拟文学研讨、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编写，都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一、印度古代文学再承受的两次高潮
　　
　　自197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悄无声息地陆续出版了一批有着特殊学术史意义的书籍。囿于信息局限，据不完整统计有：
　　《佛教与中国文学》，张曼涛主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
　　《佛教对中国小说之影响》，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2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讨》，王国良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唐前志怪小说史》，李剑国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六朝志怪小说研讨》，周次吉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
　　《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孙昌武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禅思与诗性》，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佛教文学精编》，陈允吉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佛经文学粹编》，陈允吉、胡中行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文坛佛影》，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陈允吉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讨》，吴海勇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佛经的文学性解读》，侯传文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
　　《梵典与华章》，郁龙余等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拟研讨》，王立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
　　《佛教与唐五代文言小说研讨》，俞晓红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佛心梵影——中国作家与印度文化》，王向远等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陈允吉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以上是此类著作中的一局部，但已足以阐明，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古代佛经翻译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中印文学关系，有着宏大兴味，而且废寝忘食，锲而不舍，获得了丰盛成果。
　　从1970年代开端，对佛教文学的研讨好似忽然热了起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这当然和比拟文学的再次进入亲密相关。和整个比拟文学研讨在台湾地域兴起要稍早于大陆一样，以佛教文学为主要对象的中印古代文学关系研讨，台湾地域也略早于大陆兴起。在台湾地域，除了上述4部著作之外，还有多部相关论著问世。其中以王国良的研讨成果最受注目，且与大陆学者有所交流。比拟文学研讨的兴起，以及两岸比拟文学研讨者的互动，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都是重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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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些仅仅是佛经文学研讨热的近因。除此之外，还存一个年代更为长久的远因。“就国内学术界而言，最早停止这方面研讨的是梁启超先生。民国九年(1920年)，梁任公撰成《翻译文学与佛典》，首先将汉译佛经与翻译文学挂起钩来。该文包括佛教输入前古代翻译文学溯源，佛典翻译界代表人物引见，翻译本来与译场组织概说，等等。”之后，胡适初次于1928年将汉译印度佛教文学写入中国文学史，在他的《文言文学史》中设“佛教的翻译文学”上、下两章。以此为肇始，中国呈现了一批阐述佛经翻译文学的文学史，如1929年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1932年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同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5年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1939年朱维之的《中国文艺史潮史略》。“总之，关注佛教文学成为民国有识之士共同的呼声”。在众多论著中，周一良的《论佛典翻译文学》一文，最具学术目光。周氏从“纯文学”、“浅显文学”、“言语史”三个方面来论佛典翻译文学，呼吁“未来编文学史的人，一定要给佛典翻译文学一个重要位置吧?”这篇文章分3次发表于1947年末、1948年初的《申报·文史副刊》。不久共和国成立，中国学者对佛典翻译文学的注重，仍然在一系列著作中有所反映，如1954年顾随编选的《佛典翻译文学选——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1962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讨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中国文学史》等等。
　　在这一时段，对佛典翻译文学的研讨，呈现了一支新的力气——以季羡林为代表的中印文学关系研讨者，并且获得了打破性停顿。1958年季羡林的《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在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该文不再将佛典中的文学成分，混淆于普通的中国文学，而是从比拟文学的影响研讨动身，来审视、阐释佛典翻译文学。他的《“猫名”寓言的演化》、《(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等文，也都是这一思绪。在季羡林的麾下，一批研讨中印文学比拟、中印文学关系的专著，如郁龙余的《中国印度文学比拟》(2000)、薛克翘的《中印文学比拟研讨》(2003)、刘安武的《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拟研讨》(2005)、郁龙余等的《中国印度诗学比拟》(2006)、唐仁虎、魏丽明等的《中印文学专题比拟研讨》(2007)，等等，都以影响研讨的视角，来审视佛典翻译文学。由季羡林开出的这一脉，都有印度言语背景，比起胡适借力俄人钢和泰的时期，在研讨的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地行进了一步。当然，梁启超、胡适的首启之功，任何时分都不可抹煞。
　　中国文学史研讨者中，某些有深见的学者没有中止对佛典翻译文学的研讨，而且有了纵深开展。如杨义在《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说：“古人写小说，耻于或怯于贴上‘小说’标签，就像阿Q讳言头顶癞疮疤，致使古籍中以‘小说’名书者寥寥。”大家晓得，小说后来成了文学主流，这是如何冲破的呢?杨义以为：“民间口传小说由单线演进到多线分支，其间隐隐然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外来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就是佛教文化，它所派生的俗讲或变文。”“在这场中外文化撞击中，民间口传小说以其本身的活性，大量吸收佛教文化的梦想和文体聪慧，完成了中国小说体制的深入革新，并构成了前景壮观的开展势头。”
　　中国的美学界也对佛教文化和佛典翻译文学非常注重，呈现了一批重要论著，如王海林的《佛教美学》(1992年)、蒋述卓的《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1992)、祁志祥的《佛教美学》(1997)、邱紫华的《东方美学史·印度美学思想》(2003)，等等。这类论著虽不是专论佛典翻译文学，但是从审美层面上停止研讨，无论对佛教文学的形态、特征、发作机制等课题，都有了新的深化开凿，而且将文学置放在绘画、音乐、戏剧、雕塑、建筑等艺术天地里，使人们对佛教文学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新的认知。吴功正说：“魏晋有佛理小说。六朝则有佛理诗。这一演进进程，昭示着佛教向文学深度浸透的趋向。对佛义解阐运用诗的方式来实行，试图使佛义文学形态化。”从人类审美文化开展史来讲，由翻译佛教文学进而到佛情小说、佛理诗，是一大逾越性进步。由于，“当人们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时，当自我理性完善后寻求肉体自在时，审美便替代了宗教。” 中国大学排名
　　翻译学特别是翻译史研讨者，是佛典翻译文学研讨的一支劲旅。其中，马祖毅几十年如一日，成果卓著，为中国佛教翻译(含佛教文学翻译)研讨的集大成者。他的《中国翻译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专论周代至清代的中国译事。这是一部62万字的大著，用主要篇幅研讨佛经翻译，对佛经文学的阐述，居于重要的位置。其他学者如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一书，有专章对“中国古代翻译事业”、“佛经翻译的文体”、“佛教翻译文学对汉语的影响”、“佛经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经翻译理论对中古文论的奉献”等停止了深化的阐述。朱志瑜、朱晓农的《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王铁钧的《中国佛典翻译史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所论全属佛经汉译范围，但均有新视角、新发现。
　　最早系统研讨翻译史的著作，是阿英写于1938年的《翻译史话》。此书并未完稿，只写了第一至四回，实践上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中国现代翻译史。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翻译文学史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1957级全体同窗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作为教材印行于1960年1月。此书第一章为“佛经的翻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固然从构造体量上讲，有些太过“头轻脚重”，但是它是我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到1989年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问世。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在《五四时期卷》第一章“绪论”中，开头说：“东汉开端的佛经翻译，包含了丰厚的文学内容，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盂兰盆经》、《华严经》等可谓佛教文学的代表作。”
　　印度文学在中国承受的另一条正法大道是大学开设的印度文学课程。在中国，最早开设印度文学课程的高校是清华大学。1925年陈寅恪首先在清华大学开了“佛经翻译文学”和“东方学研讨目录”两门课。北京大学在1928年约请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一个学期。后因陈身体不适，没有继续开设。直到共和国成立，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等开设的梵语文学、印地语文学等，成了北京大学的传统特征课程。
　　上述的近因和远因，其实都是中国学者注重佛教翻译文学的外因。那么，其内因是什么呢?
　　人类具有追求事物实质的天性。为此，人类鼎力追根溯源，鼎力辨异比拟。能够说，比拟文学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特别是文学世界的一种天生的办法与途径。对佛教翻译文学的认识，仅用文学史、阅读学、美学的办法，是不够的。只要用比拟文学的办法，才干洞察佛教翻译文学的实质，进而理解其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对刘勰《文心雕龙》的评价，是极典型的例子。这部诗学杰作问世后，得到文坛首领沈约和昭明太子萧统的肯定，尔后虽屡有好评，但都囿于中国文学的格局。到鲁迅用中西诗学比拟的目光，才将对《文心雕龙》的批判提升到绝后的高度。在此根底上，“我们将《文心》放在世界诗学的展台上，以《舞论》和《诗学》来观照它，得出的结论是：《文心》不但体大、思精，而且文美。”不管用西方诗学来观照《文心》，还是将其放在更宽广的世界诗学展台上，都是出于比拟、辨异到达深化认识《文心》实质的本能。
　　由此可知，19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鼎力关注佛教翻译文学研讨，不但具有强大的外因，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内因，即人类追求事物实质的天性。它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二、印度文学再承受的学术史意义
　　
　　1920年代开端、至今方兴未艾的佛教翻译文学研讨热，以及由此呈现的一系列研讨论著，是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研讨、再承受，在中国学术史和世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一)追根溯源，梳理中印文学关系
　　在佛教翻译文学研讨热中，最早惹起中国学者兴味并获得宏大成果的范畴，是梳理中印文学关系。这种梳理，常常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小分离。由于它和中国学术强项考据学严密相关，中印文学关系梳理一开端就惹起了中国一流学者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人的注重，呈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如胡适的《(西游记)考证》、陈寅恪的《(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故事》和《(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化》、周一良的《论佛典翻译文学》、季羡林的《“猫名”寓言的演化》和《印度文学在中国》等名篇。在中印文学的宏观关系上，梁启超的“五大影响说”和胡适的“三大影响说”①，最为学界认可。1987年，中国出版了第一套大型《比拟文学丛书》，掌管人乐黛云先生决议编中印卷，并定书名为《中印文化关系源流》。这从一个侧面阐明，中印文学关系研讨大有可为。从19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所获得的研讨成果来看，中印文学关系范畴成果丰盛。假如说，1920年代梁启超、胡适等学者掀起了中印文学关系研讨的第一次高潮，那么1970年代以来兴于台湾、盛于大陆的佛教翻译文学研讨热，是中印文学关系研讨的第二次高潮，其代表人物是有“南陈北孙”之称的陈允吉和孙昌武。
　　孙昌武的主要成果是《佛教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一是概论古代中印文学关系，一是专论中印文学交流产生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形象——维摩与观音。昌武先生思绪宏阔，见地透彻，卓卓然已成当代名著。陈允吉主要成果为其主编的《佛教文学精编》、《佛经文学粹编》和专著《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允吉先生学思严谨，行文简丽，所编《佛教文学精编》、《佛经文学粹编》，为同类著作中的精粹，所著《十论》、《论稿》，更是举一反三、胜义迭出，为传世之作。高徒吴海勇著《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讨》，一承师风，为允吉先生作品之作品以“南陈北孙”为代表的第二次中印文学关系研讨高潮，目前不但没有收笔之象，而且有向纵深开展之势。从已有成果看，它曾经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浓厚的一笔。第一、二次之后，必有第三次、第四次，逐渐将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再研讨、再承受引向深化。这种情形的呈现，在中外文学关系史上是无独有偶的，在世界文学关系史上，也极为稀有。这既是一份独有的荣光，又是一份珍贵的财富。它能够协助我们认知现代中外文学关系史上的许多事象与问题。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二)扩展了中国学者的印度文学幅员
　　近代之前，中国学者对印度的理解，既得益于佛教，又囿于佛教。对印度文学的理解也是如此。
　　自梁启超、胡适从1920年代肇始的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再研讨、再承受，不但梳理了中印文学的固有关系，而且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学者的印度文学幅员。这是由于，在这批学者中，一直以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周一良、季羡林等“海归”派为主力。他们将印度佛教文学和印度其他文学，特别是三千年来不断处于主流位置的印度教文学停止拼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如今对印度文学幅员大格局的理解，曾经根本完好，但是还缺乏详细深化的研讨，特别是对达罗毗荼语系的印度南方文学。不过，对印度佛教文学的研讨，特别在将巴利文的《本生经故事选》、《经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汉译出版之后，能够说已处于比拟抢先的位置。这不能不归功于陈允吉、孙昌武及黄宝生、郭良望等当代学者和翻译家。
　　梁启超和胡适，固然同为现代中国印度文学再承受的肇事者，但由于学历和学问构造的不同，他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研讨方向。梁启超代表影响研讨，胡适代表关系研讨，固然二人在影响、关系研讨上都有重要成果。海归派普通运用言语之长，在中印文学关系、佛教文学和印度教文学关系上下功夫、出成果。他们的功劳在拓宽中国人的印度文学幅员方面，非常卓著。没有印度言语背景的，就扬长避短，走梁启超的研讨路子，借重海归派拓宽的印度文学幅员，着力于汉译佛教文学的深度开凿，呈现了一批影响研讨的重要成果。
　　其中，不无影响研讨、关系研讨并重者，如金克木、黄宝生师徒。他们在对印度文学幅员开辟和对佛教文学的研讨上，以译作、专著等方式，作出了特殊奉献，特别是对印度诗学的研译，独步当代。这不但扩展了中国学者的印度文学幅员，而且赋予了佛教诗学、佛教美学研讨新的空间与动力。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三)中国文学有了世界文学的新视野
　　近代以前，中国文学自珍自爱，缺乏横向比拟，只要不同朝代之间的纵向比拟，连同代文学家之间的比拟也不多见。所以，中国文论家善于流派梳理，而缺乏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比拟研讨。这种缺乏，主要是由外因(印度文学)的状况特殊形成的。
　　印度文学藏身于佛教之中，经过一千多年的译经活动渐渐来到中国；不像近现代西方文学，如洪水猛兽般地闯入中国，给国人以震动和惊奇。其间只要极少数敏锐的人才有华梵之辨，但所辨的主要是言语和文体。一部佛经汉译史通知我们，但凡译品精妙者，都对译学和华梵之辨有独到见解。鸠摩罗什被称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他就深知中国印度言语、文体的差别，并且经常与人讨论。《高僧传》说：“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人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夫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上述这段文字，是中国译经史和中国古代比拟文学史上的著名语录，在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由于它出自世界上一位巨大翻译家之口，阐述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学之间的异同，又记载在简直和佛经同等重要的《高僧传》之中。
　　中国文学史上的文质之辩、言意之论，也与佛经汉译关系亲密。
　　比拟文学，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中国古代以佛经翻译为主要渠道，胜利引进印度文学，极大地丰厚和开展了中国文学。这样，我们就能够推翻以下似是而非的观念：中国比拟文学研讨起于欧美之后，中国比拟诗学研讨始于艾田朴1963年关于比拟诗学的预言。
　　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学者对佛经文学的研讨热，启动了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再次承受。这次再承受，不是对自汉末至宋代的第一次承受的简单反复。它对第一次承受的成果停止全新的研讨，以新的视野和办法将其作历史定位。虽然我们的研讨尚待进一步深化，但已有的成果，足以支持以下观念：中国先秦、两汉文学，根本上是华夏地域内各民族文学交流交融的产物。“中国魏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和印度文学交流交融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和以西方为首的外国文学交流交融的产物。这种文学交流中包含诗学交流”。以上观念如能成立，能够得到这一结论：作为文化交流必要程序和环节的比拟文学，并非产生于欧洲，而是产生于亚洲的中国和印度。
　　当德国诗人歌德那辈人接触到中国、印度等国的东方作品时，并没有来得及展开深化研读，他们的文化视野也不一定比汉唐时期驰骋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印僧俗学者开阔几。但是，他们敏锐地感到并大胆喊出世界文学的时期要到了。这是需求人们永远铭刻和感念的。但是，就像西方人创造了火柴，却并不能把火的创造权全部归于西方人一样，世界各民族创造的各种各样的取火方式，包括中国人创造的太阳能取火器——阳燧，是不能够被抹煞的。
　　随着对佛教翻译文学研讨的日益深化，我们置信以上的观念将取得越来越多的支
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