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墨子的文艺思想文(2)
2013-06-01 01:32
导读：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19）？”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19）？”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20），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校译﹒鲁问》）
墨子一方面提出辩论的目的在于明是非、同异，察名理、利害；另一方面又主张根据游说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自己谈论的话题。这无疑对我们言谈、写作的针对性以及目的性等问题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此外，墨子还提出了检验言论正误的标准，即所谓的三表法：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校译﹒非命》）
三表法主张通过考察、社会实情，并观察其运用于实践的情况，从而判定言论、主张的对错。将三表法运用于文学创作，则要求作者熟谙历史传统，深入了解生活，并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和指导生活。
墨子对于古代的也十分重视，他提出“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7]认为人要发表谈话、写文章必须做到不违背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并切合先王之书的记载。并通过取得的效果来判断其正误。在引用“先王之书”的同时，墨子又坚决地否定了只重视书本知识、迷信古典的做法：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
墨子认为《诗》、《书》并非千古不变的权威性著作，而应该看它是否符合时代的需要。所以说，文化遗产的权威性只是相对的，它对现实生活的作用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这不仅为我们文学创作中的取材、借鉴的标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
个人写作、言论完成的过程扩大到现实生活中实践的完成，并以其产生的影响来判断其价值，这虽然仍逃不出实用主义的范畴，但其对实践效果的强调仍是难能可贵的。
2.3“天治”论的文学批评观
面对诸侯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墨子提出了“天治”论，企图以此规范统治者和人民的言行，达到国富民强的效果。而作为君子立言的重要工具——书籍，也在“天治”衡量的范围之内。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墨子校译﹒天志上》）
墨子认为当时君子的书籍多得载不完，言语多得不能尽计，但良莠不齐。主张用天下的明法来衡量它们。而衡量的标准则是上文所提到的“三表”法，即强调文章应“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8]，这便要求我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应做到“知人论世”，结合作者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来分析作品。由此可见，墨子的文学思想还是与儒家思想 有共同之处的，并非对儒家思想一概加以排斥。《墨子·公孟》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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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可见，墨子并不因自己反对儒家思想就对儒家文化一概加以否定，而是保持一颗客观公正、冷静的心态，择善而从之。这为我们后世的文学批评树立了榜样。
3、墨子文艺思想的意义及局限。
《墨子》作为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自其诞生两千多年以来，由于其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及明显的反儒、功利主义倾向，而乏人问津。直至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但论调多有偏颇 , 更多的是批判、否定其功利主义与“非乐”思想。
实质上，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是伴随着争议与误解的，墨子的文艺思想也不例外，要对其作客观评价，就必须结合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来加以分析。墨子现实而功利的文艺思想，是与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相关的。体现了墨子关注国家兴亡的爱国思想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民本”思想。恩格斯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宗教等。这与墨子关注民生的思想是一致的，是符合人性与自然的合理诉求。其“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9]的功利原则,符合了战国初期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引起了当时自君主到庶民等阶层的强烈兴趣，这也是墨家能够在战国前期异军突起的根本原因。
当然，墨子的文艺思想也并非无懈可击的，也存在着由于过分强调实用与功利而对审美和艺术的社会作用重视不够，但绝不可以说，墨子是否定娱乐与审美价值的。王达津先生认为，“墨子也不是不讲美的”，也没有忽视乐作为娱乐手段的价值，只是认为“必须和治理天下统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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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对待墨子的文艺思想应抱着取其精华、弃其糟泊的科学态度，重视社会功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能忽视娱乐与审美的价值所在，紧随时代变迁的脚步革新我们的文艺思想以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这也是墨子文艺思想的核心价值与魅力所在。
1.林继中：《唐诗：日丽中天》，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2.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3.王达津：《王达津文萃﹒墨子的文学观点》，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4.顾炎武著，栾保群编译：《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月。
[1] 见于《荀子﹒解蔽》
[2] 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上），载自《社会科学辑刊》，1979（4）。
[3] 林继中：《唐诗：日丽中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4] 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修身》，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5] 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三辩》，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6] 管子：《管子·牧民》
[7] 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8] 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非命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9] 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非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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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达津：《王达津文萃﹒墨子的文学观点》，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