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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墨子的文艺思想文

2013-06-01 01:32    ：传统的观点认为，墨子与老子一样，都对文艺持否定、排斥的态度。《荀子》书中“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1]的论调，则道出了墨子文学思想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这显然与孔子所提倡的文章宜“文质彬彬”的文学主流思想背道而驰。《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可看作反映墨子言论、思想的主要作品。因此近代对《墨子》一书文艺思想的论调多有偏颇，认为其全面否定美和的社会价值。笔者通过熟读《墨子》一书，认为《墨子》一书拥有丰富的文艺思想，并没有全面否定文学和艺术的存在价值。本文试图从《墨子》一书中墨子对文学的论述来探讨和梳理其文艺思想。
 
   ：墨子；功利；三表；天治。 
 
   我国著名诗人闻一多曾说：“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2]林继中先生也认为，要体味“作为独特的唐人生活再现之唐诗”，就不能不先了解那“诗一般的唐人生活”[3]。这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研究作家的作品，先要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要了解《墨子》一书的文艺思想，就要联系墨子所生活的时代特色。
   1、《墨子》产生的社会背景
墨子，名翟，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家、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其生活的年代略晚于孔子。《日知录》中有一段对孔子死后百余年间社会剧变的精彩概括：
 
   自《左传》之终以至此（指周显王三十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集释》卷十三）
 
   由上可见，墨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奴隶社会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已破坏殆尽。各诸侯大国间竞相争霸，连年混战。而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不但不奋发图强、与民休养生息，反而务为耳目之娱乐、穷凶极奢致使民不聊生。《墨子》一书中对此也有所披露：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墨子·非乐》）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节用上》）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差通，垄虽凡山陵。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墨子·节用下》）
 
   在封建制度、生产力大为提高，各诸侯国间割据混战、相互吞并的战国时代，孔子那种以“仁义”治天下的做法，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急需对其进行反思和改造。墨家学说由此应运而生。
   2、《墨子》所反映的墨子主要的文艺思想
古代“文艺”一词，与我们现在的文艺概念不同，主要指撰述和写作方面的学问，如《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中：“有隐於知理者，有隐於文艺者。”。今天“文艺”一词的含义则更为广泛，不仅指写作，也包括、表演、绘画、装潢装裱等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是就此义谈墨子的“文艺”思想。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2.1“功利”的文艺价值观。 
面对战国时代诸侯混战、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墨子主张礼乐文章必须从功利角度考虑其价值。而其所谓的功利则体现出一种现实的社会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无务为文而务为察
    墨子强调品行是为人治国的根本，所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4]，君子建立自己的名声需要以品行为本。墨子认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则“虽辩必不听”、“虽劳必不图”。而那些名扬天下的聪明人则是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作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这是墨子对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观点：文学艺术创作要服务于培养君子的大目标。这种文学为服务的功利价值观也在《墨子·非命下》中得以体现：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
 
   墨子强调，君子写文章、发表谈话，应以国家人民的事物为依据，必须要有利于社会，否则与日夜鸣叫的苍蝇、青蛙无疑。
 
   2.1.2乐非所以治天下
   墨子认为音乐只是用来放松休息的，于治国无益，甚至会妨碍政事。因此，墨子提出“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5]但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并没有因片面强调功利而完全的否定音乐的审美作用。而只是强调君王、官员以音乐为娱乐应该不已影响治理天下和人民幸福为前提。因此，墨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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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墨子校译﹒三辩》）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校译﹒非乐》）
 
   可见，墨子没有以为的否定音乐，只是强调文学艺术要和国家的政治、人民的生活、的发展联系起来，协调发展。这一观点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值得我们肯定。
 
   2.1.3非儒家之礼乐为政
   墨子从治国的角度出发，反对儒家以礼乐为政的主张，认为这些主张足以导致亡国：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11）；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19）。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校译﹒公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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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对儒家宣扬的丧礼、重乐、天命、藐上天、轻鬼神的学说嗤之以鼻，认为这会浪费人民的钱财和破坏生产力、导致人民流离死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墨子对过分奢华、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一概加以反对，是情有可原的，正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6]，如果民不聊生，文艺审美又从何谈起？所以，我们不应对墨子“非乐”的观点过多的加以指责。
   2.2联系现实的文学创作论。
   《墨子》一书中还有许多有关辩论、辟、援、推等方法的辨析以及对言语逻辑和的讲求，对我们后世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校译﹒小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