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世说新语》的文学批评文献价值——以《(2)
2013-06-02 01:01
导读：《世说新语》中涉及文学批评理论的观点比比皆是，从中可以看出魏晋文人的创作论、鉴赏论等文学思想与当时及后世的评论家的观念相契合。在《文学》
《世说新语》中涉及文学批评理论的观点比比皆是，从中可以看出魏晋文人的创作论、鉴赏论等文学思想与当时及后世的评论家的观念相契合。在《文学》的记载当中，笔者搜罗了几条．依此来加以分析阐释。作家的学养一方面来自于先天的禀赋．另一方面，后天的勤奋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刘义庆对后者非常重视。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诸葛玄年轻时不肯读书，与人谈论虽显其天分卓拔，但终究是功底不够扎实深厚。于是他接受了王衍的建议，认真读了《老子》、《庄子》等道家著作．再与人谈论则又上了一个层次。虽然受魏晋谈玄之风的影响。这一条目重在说明大量接受老庄思想对名士言谈的裨益，但侧面也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另一条目讲的是天生才华横溢的殷仲文。由于读书不多，文才难有大的长进。时人傅亮叹息道：“如果殷仲文读书有袁豹的一半，文才就不会比班固差。”《文学》中还有个别条目说明当时的文人反对文学创作上的因袭模仿，并认为那是鄙陋不堪的：对于庾亮出于同族之情，广为宣传庾闻的《扬都赋》，谢安持相反的态度：“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俭狭”即贫乏小气之意。文学作品能够感染人，说服人，甚至调动人的情绪，主旨、文采与逻辑结构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文学》也以实例对这一点作了印证。擅长清谈的乐广却不擅长写文章。前文提及长于华美文辞的潘岳根据乐广的意旨写成一篇表章，名噪一时，时人评价之：“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可见，文章需要一个中心意旨与合理的结构安排。此外，文章像做衣服一样，只有剪裁得当，才能配合好的文采流传于世。孙绰评论曹毗的才质就像“白地明光锦”，却被裁为下等仆人的裤子，“非无文采，酷无裁制”。在《文学》中，我们能从一些材料中看到魏晋文人对文章声律音韵的要求同样是非常高的。庾闻在《扬都赋》中写道：“温挺义之标，庾(庾亮)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后来他把“望”改成“俊”，“亮”改成“润”。一者为避庾亮的名讳，二者是为了“俊”与“润”的隔句押韵。又如孙绰写好《天台赋》后，拿给范启看，说：“您试着扔在地上，一定会发出钟磬之声。”范启说：“恐怕你的钟磬之声不合音律吧。”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中，言与意，文与情，形与神的辩证关系是经常被谈到的论题，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多处提及。在《文学》一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则条目中．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文人对这些文学现象的理解和看法。综观这些言论，都集中体现了魏晋之际玄学思想具有的思辨的色彩．以“无”为体，以“有”为用。在文学认识论上，便产生了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基本概念。如“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牙后慧”即指言外的理趣。说明对语言的解读不能单纯拘泥于表面文字，而要仔细体味文字之外的作者用意．而言语仅仅是抽象的“意”的载体。文人作诗文，一般都是有所寄托的，功利目的明显，特别是他们经常把诗文作为个人情感的依托：王季看了孙楚的诗，感慨“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另如“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魏晋是以形见神，遗形取神的
美学观念兴起的时代，《世说新语》臧否人物，无需刻画全貌，只用片言只语便可达到令人铭记于心的效果。这种形神观直接地出现在《文学》中人物之间的对话里。郭璞有诗：“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回应道：“水声宏大，风声瑟瑟，实在难以表达。每次读到这首诗，觉得精神和形体具有超越之感。”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的盛行，使后来在《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很多与庄子“物化”、“得意忘言”等文学理念相关的文学批评材料，笔者于此不再一一列举，仅就以上几条管窥一二。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虽然本文仅是对《世说新语》之《文学》篇中关于文学批评文献的举例与分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看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有一定文献价值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罕有的黄金时代，即使是并非专论的《世说新语》这样的志人小说集，在有意无意中也为我们今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学文献材料，这的确让千百年后的今人感到振奋，同时它也在鞭策着我们进一步探索与发掘与之相关的更多的文学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