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轼的艺术观念及其文化意义(2)
2013-06-07 01:23
导读：在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
在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庄子勾销了时间中的价值，要人返归‘道’体，从历史时间中返回原初时间，禅宗则勾销了人的自然情性的生命时间，返回清静的‘本性’，就是从自然时间的人的自然情性返回无时间的自然本性，再让这个自然本性重新拥有现实的权利，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事无等等(《大珠禅师语录》卷下)，与现世意愿重新结合，无异于使自然本性放任自流，发自现世感性的生欲便猛烈地泼回佛学的宗教情感(狂禅)，宗教的心性被偷换为‘心’的平常无事，神圣的，不依个人心性和意愿为转换的佛性被转换为‘众生本性’，现世的日常也就成了圣域，佛性实际上被贬低为人的具体欲望。
真正优秀的总是对真善美的执著，对生命价值的守护，对人生真谛的高扬，因之也就是对假恶丑的揭露和鞭挞，对压抑和摧残人性的强权的抗争，对人性中丑恶、残忍、自私、狠琐的针贬。愤怒出诗人，艺术家必须有一颗激情博爱的心。热烈地爱、强烈地憎也是艺术作品深深激发受众的根本原因。所以艺术家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崇高的人格，不肯阿世的铮铮铁骨。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在这样一个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的诗化(dichten)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诗人总体顺应了世界时代的命运。屈原对“美政”的绝望，宁肯怀沙自沉，也绝不苟且偷生，李白蔑视权贵、自不羁、汪洋悠肆的个性追求，杜甫忧国忧民、博大宽厚的仁爱情怀，都是他们的
诗歌成为旷世绝响的根本之所在。苏轼以禅学“空诸所有”消解了诗的意韵深度和现实情怀，“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特别是晚年，苏轼的诗文表现出的就是一种随遇而安，无所不适，无所不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意向。因之，苏轼的艺术所追求的“意”就是一种世俗的乐趣，一种市井情怀，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现实被苏轼认同和肯定了，诗的本质也就被消解了。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对苏轼的诗作了这样的评价:“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说，固未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也。苏轼并不是浑浑噩噩地活着，他别无选择，只有难得糊涂，只有从凡适俗，“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而且他认同凡俗，他多少次慨叹过人生如梦。但他却有意沉迷在梦里。“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醉睡者》)这也许就是人们非常推崇苏轼的超脱与逍遥。“在一个恶无法消除的不幸世界中，‘审美’的逍遥难道是问心无愧的?‘庄禅精神’对荒唐、浑浊、冷酷、不幸的世界的变相肯定还需要发扬光大?所谓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真的了不起?庄禅式的审美究竟要把世界的恶强化到什么地步才安心呢?也许刘小枫先生的质间太尖刻了，但他的确对庄禅精神的凌空蹈虚，空言逍遥的实质是一语中的。历代人们认为苏轼诗的风格是“旷达”，旷就是一种缺失，一种放弃，缺失的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