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宗岗论诗文在《三国》小说中的结构作用(2)
2013-06-28 01:04
导读：此卷纪三分之终，而非纪一统之始也。书为三国而作，则重在三国，而不重在晋也。推三国之所自合，而归结于晋武，犹之原三国之所从分，而追本于桓、
此卷纪三分之终，而非纪一统之始也。书为三国而作，则重在三国，而不重在晋也。推三国之所自合，而归结于晋武，犹之原三国之所从分，而追本于桓、灵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则始皇不可以比汤、武；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则武帝岂足以比高、光?晋之刘毅对司马炎曰：“陛下可比汉之桓、灵。”然《三国》一书，以桓、灵起之，即谓以桓、灵收之可耳。
毛评借晋朝人刘毅之语归结司马炎，正是有意与以诸葛亮之语引起开篇对称。这样，在毛宗岗笔下，《三国》一书，“以桓、灵起”，“以桓、灵收”，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桓灵结构”。
需知，嘉靖本并不存在这层意思。嘉靖本起首旬日： “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虽然带有“桓”、“灵”字样，但却纯粹是叙述时间的存在，并没有层外之意。嘉靖本结尾，叙事粗略，情节之间缺乏互动与转换，更加见不出毛本“追本溯源”的含义。这就是说，以“桓灵结构”涵盖一部大书，形成首尾照应，完全是毛宗岗本人的意见。而这种意见，显然从诸葛亮《出师表》中得来。毛宗岗根据《出师表》的精神，改动了《三国》的开头，并在批评中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精神，从而无形中凸现出《出师表》对于《三国》的结构意义。
且看毛宗岗的一段批语：
于六出祁山之前，早知有后主宠黄皓之事；在七擒孟获之后，犹回顾桓、灵宠常侍之文。后事于此伏焉，前文又于此照焉。《三国》一书，当以此卷为一大关键，一大章法。
武侯《出师》一表，固为前后文之伏应。
所谓“大关键”、“大章法”，正是从全篇结构着眼进行肯定。此类语法，毛宗岗并不常用。用于此处，足见他对《出师表》之结构功能的重视。同时，在评点《出师表》本文时，毛宗岗又指出：“此又说宜。恐其昵于宫中，已预知有宠黄皓之事”，“明明龟镜之言，亦必重之以先帝，哀哉!桓、灵之宠十常侍，正与后主之宠黄皓同。”表文前接应十常侍，后预伏黄皓，两样事件，相隔百余回，都藏于一表之中，构架连接作用十分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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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出师表》，又有《后出师表》。《后出师表》见第九十七回。毛宗岗认为，此《表》透露武侯之死消息。他说：“武侯之死，尚在数回之后，而此处《表》中结语，早下一‘死’字，已为五丈原伏笔矣。”在第一百四回，又批日：“五丈原之役，所以践”死而后已“之一语也。”前“伏”后“践”，正见叙事者有意发挥《后出师表》的结构作用。第九十九回还有两条批语：“赵云之死在《后出师表》中，张苞之死又在《后出师表》之外”，“汉不伐贼，贼亦伐汉。果应《后出师表》之言。”第一条言《后出师表》具有联结人物的作用，第二条言表文在全局结构中，具有伏应之用。
诸葛亮六出祁山，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事件，而靠前、后两篇《出师表》总领开路。一边忙于刻划人物，展开情节，一边又自然结构全文，真正妙用无限。
《出师表》的结构之妙，还妙在诸葛亮之后，又有姜维的“出师表”：“此一段言语，可当姜维一篇前出师表”；“数语又抵得一篇《出师表》”。还有诸葛瞻的“出师表”：“此数语亦抵得乃翁前、后《出师表》。”一篇《出师表》把师徒、父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人一表，一脉相承。的确是一种很好的人物结构法。
其次，值得一提的还有陈琳《讨曹操檄》的结构作用。陈琳事件是毛本《三国》的大改动之一。嘉靖壬午本，陈琳仅见于《曹操决水淹冀州》一节，袁尚遣之向曹操请降；并不见讨曹檄文一事。毛本劈空插入陈琳《讨曹操檄》，同时为了保全陈琳的文名，反而删去了请降事件。
《讨曹操檄》见第二十二回。增补此一篇文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在思想上加强对曹操的批判，二是在结构上收束前文，引启下文。在评点这篇檄文时，毛宗岗反复加以申明：“事见第一卷中”，“此叙绍与操共事之由。事见第五回中”，“事见第十回中”，“事见第十二回中”，“事在第十四回中”，“事见第二十回中”，“事亦见第二十回中”，“事见第二十一回中”。此类批语，使人顿然回顾前文，觉若许事件又在一纸檄文上历历恍过，无数粗糙的感觉、印象、形象经檄文轻轻一提，便纽结成团，雕刻成体。《讨曹操檄》，有总摄前二十回故事的作用。经此一总，曹操奸恶当道的形象便豁然而出。所以，此后袁绍讨之，刘备讨之，无数讨贼事件由此而起。这就是说，《讨曹操檄》有结束前文，引起后文的重要作用。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为与檄文呼应，毛宗岗还于前文中补写了数段檄文中提及、而嘉靖本没有的事迹。第十回，曹操兴师徐州，使夏侯悖截杀前来救难的九江太守边让，毛夹批曰：“后陈琳檄中以此罪操。”操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毛又夹批曰：“此段亦在陈琳檄中。”第十三回，袁绍派兵助曹操攻击吕布，毛夹批曰：“后陈琳檄中以此居功。”第二十一回，袁绍截获公孙瓒许都求救书信，毛夹批曰： “后陈琳檄中以此罪操。”后文又有照应。第三十二回，陈琳不亢不卑投降了曹操，毛氏于此批曰：“陈琳作檄事已隔数卷，至此忽然一提。”此数段文字，皆不见于嘉靖本。毛宗岗增补，又评批，使之一一符合檄文，不漏一丝痕迹，如此文心追求、谨严态度，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惊讶。
毛宗岗尝云：“《三国》文字之佳，其录于《文选》中者，如孔融《荐弥衡表》，陈琳《讨曹操檄》，实可与前、后《出师表》并传，俗本皆阙而不载。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备好古者之览观焉。”(《凡例》)小说中为什么要插入散文体裁，毛宗岗在此只举出了一个原因，即传其“文字之佳”。其实，如上文所分析，一些散文还能起到结构小说的作用。《出师表》对一部之结构有整部联结作用，《讨曹操檄》则对前二十回有部分联结作用。总之，它们都作为小说的结构因素进入小说，并发挥着各自的结构功能。
巴赫金指出：“从原则上说，任何一个体裁都能够镶嵌到小说的结构中去；从实际看，很难找到一种体裁是没被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插到小说中去。”普遍规律或许如此，但具体到某一部小说，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比如，毛宗岗在修订《三国》时，就把旧本所有的“论”、“评”、“赞”(按：“赞”仅于崔琰阻曹操称王处保留一首)都删汰了。这么做不是没有道理。嘉靖本之“评”完全照抄陈寿《三国志》人物传记后的评语；“论”、“赞”也基本上是史论、史赞。我们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虽云题材取自历史，同时，这些相当数量的历史体裁的文字镶嵌在其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嘉靖本引用“评”近二十段，“论”十余段，“赞”二十余首。这些文字与传记合在一起，散布于形象生动的描写之后，便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人物传记的错觉，而不是产生小说直觉。
中国大学排名 试以“秋风五丈原”为例。嘉靖本有赞、吊诗十一首，史官评、论三则，碑文一则，次序杂乱，结构臃肿，看起来更像是人物评传，而非小说叙事。毛本第一百四回，只有三首唐人吊诗，场面铺排洁净自然，咏怀不误叙述，以叙为主，以吊为副，这样就改变了原本其它文体喧宾夺主的弊病。毛宗岗的修改，不仅在细节上增强了小说的性，而且在整体上维护了小说结构的流畅与统一。
长篇小说是最宽容的体裁。其它任何体裁都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游弋，但游弋不是放任自流，它们仍需要听从小说体裁的约束。插入的文体形式，以不破坏、不妨碍小说文体的表现形式为基准。当然，也有些插入的体裁，从根本上改变了长篇小说的构架，产生了如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等等。但在历史演义中，却不允许以历史代替小说。毛宗岗对嘉靖本的修改，即是很好、很科学的一个范例。
此外，附带说一下入话的结构功能。与嘉靖本对比，毛本《三国》更具有话本小说的形式特征。毛本在起首加了一小段议论文字，然后才进入叙事正题。这段议论文字，便是所谓的“入话”。其第一句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毛本《三国》篇尾还专门有一句与此相合：“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开卷说分合，闭卷言合分，明显带有统一首尾的用意。毛宗岗顺势批道：
直应转首卷起语，真一部如一句。
“一部如一句”，指全部的结构。百廿回犹如一句话。直贯而下，一气呵成，自然顺畅，秩序井然，给人了无阻碍之感。可以说，这是对《三国演义》结构成就的最高褒奖。同时，也点明了长篇小说所追求的内在联属性质的一种最大的可能和境界。
嘉靖壬午本篇首无入话，篇尾也没有应和，因此，它并不具备上述结构特点。这说明，毛本《三国》的结构布局，完全是毛宗岗在其本人的小说结构艺术观念的下，建筑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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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毛宗岗对插入在小说文体中的诗体、散文体之结构功能的认识，不仅体现在他的评点文字中，还体现在他对小说原文的删改润饰中。因此，其认识是明确而突出的，也是切中小说艺术实际的。此种理解与分析是他的小说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在当时具有指导创作实践之功，在今天则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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