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融文学创作的因袭与开新(2)

    2、某些文章具有骄丽化倾向。汉代自班固《汉书》后，文章骄化现象日益显现。《蔡中郎集》中的文章，骄化现象就很严重，对偶和用典开始增多。之后的孔融，更是变本加厉，行文更讲究文采、对偶和用典。如其《肉刑议》:

        古者敦庞，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封渐朝涉之胫，天下谓无道。夫九收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别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封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趣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庆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

    文章基本以四言句为主，善用典，重对偶。吴云先生就认为孔融的文章，“显示出骄文的雏形阶段，其文采则非‘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六子所能比拟，事实的确如此。

    孔融这种“气扬采飞”的文章，具有美的特质。显然，这样的文章更符合文学自身的特点，符合文学发展的趋势，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

    在内容上，孔融某些文章具有嘲戏的性质。孔融晚年，对曹操的行为越发不满，不少文章开始用嘲讽的口吻评价曹操其人、其事。例如其《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嘲曹公讨乌桓书》、《难曹公禁酒书》、《又书》等，或讥讽曹王强占甄氏，或不满曹操的禁酒令，或反对曹操征伐乌桓。孔融的这些嘲讽，很难说一定正确，如建安十二年前后，动荡，人民流离失所，当时粮食非常短缺，曹操实行禁酒令，在当时的确有他的必要性，而孔融却一而再地予以嘲讽，就给人一种无理取闹、有意捣乱的感觉。曹巫《典论·论文》就认为孔融“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但就是这种嘲讽，却使孔融的文章显得活泼，不类正统的严肃面目，文章能够自由、充分显露作者的真性情，作家的个性也因之得以展现。应该说，这是文学走向自觉的催化剂。

    孔融的诗歌自身的成就不高，前已论及。但偶一尝试，在形式上却自有创新的品格。如《离合作郡姓名字诗》，用二十二句诗，离合字的偏旁以成诗，拼凑成“鲁国孔融文举”六个字。对于该诗，前人一般评价不高，胡应麟《诗蔽》外编认为:“诗文不朽大业，学者雕心刻肾，穷极昼夜，犹惧弗窥奥妙，而以游戏废日，可乎?孔融离合、鲍照建除、温娇回文、傅咸集句，无补于时，而反为诗病。自兹以降，模仿实繁。字谜、人名、鸟兽、花木，六朝才子集中不可胜数。诗道之下流，学人之大戒也。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认为，这种诗体形式“殆古人好奇之过，欲以文字示其巧也”。诚哉斯言，这的确是一种纯粹文字游戏。然而，我们认为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就在于它的游戏性、娱乐性。从儒家正统的诗教观出发，我们固然可以把《离合作郡姓名字诗》斥之为“诗道之下流，学人之大戒也”。然而，孔融的这一尝试实际是对传统诗论的反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接近文学的本质。

    他的《六言诗》三首，虽则质木无文，大类班固《咏史》。然而，孔融的时代，四言诗渐已式微，五言诗正从汉乐府脱颖而出，引起文人广泛的注意。而六言诗鲜有人及，那么，孔融创作的六言诗就是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文学发展史上自有它不容忽视的地位。褚斌杰认为:“据南朝梁任防《文章缘起》与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皆说六言诗起始于汉司农谷永，但谷永诗已失传。现今所见最早的完整的六言诗作品是东汉末年的孔融。它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诗体的发展，使诗歌发展的路子更广阔了。

上面我们分析了孔融的文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同时，我们又认为诗歌虽在形式上有创新，在整体上艺术价值并不高。实际上，他的诗也有为后人称道者，如《杂诗》二首，陈柞明《采寂堂古诗选》卷四认为:“‘岩岩钟山首’篇，放言豪荡，想见文举丰采。其寄意亦略可窥矣。‘远送新行客’篇，至性。极悲。”足见该诗较强的文学色彩及其感人的力量。

　　三

    以上，我们分析了孔融作品对传统的继承，以及它具有的创新品格。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孔融作品中对政教传统的重视，缘于其浓厚的儒学思想。《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孔融……二十世孙也。七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父宙，太山太尉。据《汉书·孔光传》记载，孔霸乃孔安国孙，世习《尚书》，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孔融的父亲孔宙，宋洪适《隶释》卷七载《泰山都尉孔宙碑》，“天资醇垠，齐盛达道。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而孔融之兄孔褒、孔谦亦以治《春秋》闻名。孔融，是孔子的后裔，自孔霸以后，家族又世习《春秋学》。生长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孔融不能不深受儒学思想的熏染。故而，根植于孔融心中的当然是儒学。因此，当董卓废少帝刘辩时，“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许卓旨”。后来，当献帝想为他两个早死的儿子“修四时之祭”时，孔融引述经典，反复论述这种行为“不合礼意”。孔融生活的东汉末季，党锢之祸越演愈烈。孔融十分钦佩党人的行为:他与蔡岂有直接的往来，且主动营救处于困厄中的党人张俭，死后还为之撰写碑铭。孔融的身上所具有的儒家思想传统，决定了孔融在创作时，不能不受汉代儒家诗教的影响。他的散文无一不是干预社会现实的结晶，而诗歌也有不少是反夫重大社会问题的。我们当然不认为文学作品不能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孔融的时代，当文学自觉的大潮尚未涌起时，一味地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并不能促进文学的自觉，这对文学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就此而论，孔融创作上的这一倾向有其保守的一面。

    生活在汉末的孔融，自幼敏慧，他七岁让梨的故事家喻户晓。据史书记载:“(孔融)性好学，博涉多该览。“李膺为河南尹，恃才据傲……融年十二，人洛，欲以观其人……后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献帝颇好文学，悦与或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可见，孔融还是一个读书广博，思维敏捷，善于应对、谈论的人。其所读之书不仅有儒家经典，也包括后世的经史子集，他实在是当时的一位才子。王世贞评论道:“当时孔文举为先达，其于文特高雄。……正平、子建直可称建安才子，其次文举，又其次为公干、仲宣。”王世贞把孔融与曹植等著名才子并列，足可说明:孔融的确以文采为后人称道。

    同时，孔融又“是汉末思想解放的先驱”，他的不少行为具有魏晋名士的风采，如他率性，爱饮酒、喜清谈等。他的某些言论十分大胆，不循常理，“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意林》卷四引姚信《士纬》就说:“孔文举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卓孤立。”和其关系密切的人物，如张俭、称衡、边让、杨修等人，言行也是不类常人。可见，孔融性格中又有卓苹不群、独立特行的一面。性格既如此，而文如其人。刘熙载认为:“孔北海文，虽体属骄丽，然卓苹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那么，在文学创作上，孔融必然对传统有所突破，而不会亦步亦趋。“具体说，孔融为人、为文都反映出东汉末年特有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便是人的自觉、人对自我价值的充分体认。表现在散文创作中，就是要用文章充分地表现自我。

    在文学创作上，孔融一方面因袭汉代以来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能突破常规:他的文“气扬采飞”，某些以嘲戏口吻写成的文章，展示了独特的个性。而诗歌，在形式上却有不少创新。孔融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使文学自身的特质开始凸现，这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此后曹巫、曹植、王架、刘祯、陈琳、徐干诸人，在创作上更重视文学自身的抒情价值及美的特征，文学的自觉也就更加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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