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田锡与宋初的文学批评文(2)
2013-08-01 01:07
导读：都显示了文章存在的合理性。田锡认为，歌功颂美，乃文之常态；逸词狂歌，乃文之变也。李白、乐天(白居易的 诗歌 ，都是相对于常态的文之变也，可是
都显示了文章存在的合理性。田锡认为，歌功颂美，乃文之常态；逸词狂歌，乃“文之变也”。李白、乐天(白居易的
诗歌，都是相对于常态的“文之变也”，可是，他们的文章，即使“大儒端士”，也没有人非议。至于恢诡谲怪的李贺诗歌，却受到了韩愈、柳宗元的高度赞赏，就更加说明了变态之文存在的合理性。这说明，“艳歌不害于正理者”的创作状况是存在的，这类文章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
田锡关于艳歌的议论，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语。
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对文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学要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必须多种形式和多种内容并存。当时的大多数人都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云：“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词之华于理，不恶理之患于词也。理华于词则有可观。”王禹僻《五哀诗》(哀高锡)亦云：“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一个讨厌“辞华于理”，一个批评五代艳冶，对华艳的文风都不能正确对待。在这种情形下，田锡认为，只要艳歌不害于正理，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是他经过审慎思考所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在一首题为《吟情》的诗中，田锡再一次表达了关于他对艳歌的态度：“风月心肠别有情。灵台珠玉气常清。微吟暗触天机骇，雅道因随物象生。春是主人饶荡逸，酒为欢伯伴纵横。莫嫌宫体多淫艳，到底诗狂罪亦轻。”艳歌是人的情感的自然而然的流露，也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田锡反复为艳歌开脱，在当时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种通脱的文学思想，对活跃整个宋初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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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锡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这不仅因为他较早发表了关于古文的意见．而且还因为他的意见通脱与合理。围绕着“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他阐发了一系列非常通达的见解，足以奠定他在宋代古文运动中先驱者的地位。
在《进文集表》中，田锡曾这样向宋太宗表述：
“臣闻美盛德之形容谓之颂，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赋则敷布于皇风，歌亦揄扬于王化。下情上达，《周礼》所以建采诗之官；君唱臣酬，《舜典》于是载赓歌之事。”这里虽然是对前代文学观念的重复，但是，其中也确实有属于田锡他自己的发明。文学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一方面敷布于皇风，揄扬教化；另一方面也应下情上达，上下沟通，用文学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的目的。这是传统文学政治话语的典型特征。然而，田锡说“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意谓诗歌只有在讽刺之中才能表达真挚而深刻的思想感情。他肯定文学的讽刺作用，也就是强调文学批判现实的功能。情感是文学“激扬教义”不可缺少的内容，没有情感的参与，文学便不能打动人。这种在讽刺之中所表达的情感显然是一种愤世嫉俗．发愤抒情。这其实就是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也是韩退之的“穷苦之言易好”．与后来欧阳修公所言的“穷者而后工”有异衄同工之妙。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
心理学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激扬教义，表达情感，讽刺现实，下情上达这一主导思想出发，田锡认识到文学创作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这正是传统的“文以明道”思想。因此，他提出“意在言先”。在《贻梁补阙周翰书》中，他说：“才与贤所遇，道与义所相际，言未发于外，而意已熟于中矣。”所谓“言未发于外，而意已熟于中”，就是意在言先，要求作家的创作要有一定的目的，表达成熟的、对政治伦理道德教化有益的思想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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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道德是古代先贤们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唐宋古文家们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早在《论语》中，孔子就已经切实地进行了讨论。刘勰《文心雕龙》专门有《程器》一篇详细地进行了探讨。唐宋的古文家们声嘶力竭地呼喊文与道，其主要的意图，也就是想靠文章传播道德。这一基本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这种对文章和道德的理解显然又不太符合文学创作多样化的实际。然而，田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进展，他充分认识到了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方面提倡“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另一方面又把文章和道德以及作家自身的才性结合在一起，强调行文合一。
在《答胡旦书》中田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