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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田锡与宋初的文学批评文(3)

2013-08-01 01:07
　　君欲以文采声称，与之相较胜。亦犹洞庭震泽，幅员千里，吞纳江汉。虽飞涛骇湍，浮天沃日，得不谓之壮哉!真场籍中燕魏豪侠也。君既不以余鄙陋浅近，许与为交游。若使各言其志，则余尝闻孟轲称仲尼日．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又日，至仁无敌，礼称颜子，得一善，必拳拳服膺。语日，德不孤必有邻。设使至艺如至仁，自然无敌；德苟修而众善必为己邻，名栽德而行。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砺其行，行茂而荣名，人莫得而胜之也他要求文学家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应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因此，他非常强调“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夫有君子行不有君子之文者，汉申屠嘉、周勃也；有君子之文不有君子之行者，唐元稹、陆挚也。”他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认识并评价元稹与陆挚，在今天看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又确实包含着艺术真实性的深刻涵义，那就是行文合一。

　　田锡已明确表示，如果他在“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中作出选择，那么，“与其有文也，宁有行也。”这正准确把握了文学与人的关系，把握了文章和道德的关系，同时，又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真实性等一系列创作原则。这当然也不是田锡的发明。在宋初，柳开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心正则正矣。”只不过，柳开不比田锡意会得更为深刻而已。
　　在《贻青城小著书》中，田锡把“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发挥到极致。他说：树德而亲仁，博学以师古。师得古道以为己任．亲乎仁人以结至交。至交立则君子之道胜．胜则可以倡道和德。同心为谋，上翼圣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复归于古道。
　　田锡提出“艳歌不害于正理”，其着眼点并非仅仅在“艳歌”，而在“文之变”。从他对李白和白乐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的“文之变”的内涵。他认为李白乐府，专变于文；乐天《长恨词》、《霓裳衄》、五十讽谏等作，出人意表。这些都是大儒端士不敢非议的诗作，就是因为它们“不害于正理”。田锡倡导“文之变”乃是追求文学内容与风格的多样化，尊重作家不同的艺术个性。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宋初文学批评确实有一些新的内容。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宋初的古文家们梁周翰、柳开以及稍后的赵湘、智圆、石介等人虽然都把眼睛盯在“道”上，认为文章的最终目的是“道”，但是，却没有搞清楚“文”是怎么回事。柳开云：“吾之道，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赵湘云：“灵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随发以变，万物之情尽矣。”智圆亦云：“夫为文者，固其志，守其道，无随俗之好恶而变其学也。”
　　思想的保守落后可见一斑!尔后的石介以《怪说》系列文章发论，把矛头直指西岜体。《怪说》中云：“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他认为，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岜体，注重艺术形式，学习李商隐，扰乱文坛，是为文之大怪，不允许存在。西岜体究竟对“道”有何危害?石守道先生语焉不详。杨亿《西岜酬唱集序》云：“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依然推崇的是雅道。石介的古文观点是宋初古文家的文道观最为形象通俗的阐释，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多数人推崇一种四平八稳的传道方式，或板着面孔说理，或扯大嗓门训人，始终保持战斗的姿态，并不重视作家的艺术个性。

　　田锡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贻宋小著书》中，他说：
　　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豪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他认为，文学创作要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情”是什么?‘性”又是什么?田锡说，情是作家对物象的态度，性乃自然。也就是说，作家的个性是纯真自然的，而情感的表达应适应纯真自然的特点．这样，才能表达万物之道。田锡反对雕凿、虚假的创作态度，主张一切从自然出发，实观文与道的统一。
　　从推崇自然出发，到尊重个性，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田锡的讨论是客观的，他以自然的客观规律喻示文学的创作，寓意深远。在《贻陈季和书》中，他以大自然的风水相遭来比喻文章写作，极具启发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