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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2)

2013-08-16 01:05 昭示的是万象更新的文治而非暴力下的武功。
　　明代的首辅制，是一个相当古怪的政坛产物。宰相制废除后，本是替皇上撰拟诏诰承制词章的文渊阁大学士，便变成了皇上的秘书兼顾问。为首的大学士称为首辅，相当于首席顾问。按朱元璋钦定，大学士们只享受五品衔，相对于吏、户、兵、礼、工、刑六部二品衙门，这级别实在太低，但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阁臣们禄位渐隆。到了明中期，阁臣们几乎都是从二品大员中选拔，而首辅则程度不同地行使着宰相的权力。
　　由于首辅名义上只是顾问，因此他是否能顺利担当宰相的角色，则要取决于皇帝与首辅双方的能力。如在朱元璋面前，首辅只能是一个唯唯诺诺的顾问，而面对穆宗朱载重这样的懦弱皇帝，首辅则实实在在担当起了宰相的职责。
　　通览明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居正是明朝270年问最有权势，同时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位首辅。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给他提供的机遇最好，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一位首辅，登位之前，像他那样作了如此充分的准备。

　　稍有政治经验的人都懂得，提出一套符合国情民意的改革方案虽然不易，但比起将这方案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果，则又要容易得多。举凡思想家，都可以担当设计师的角色，但担任工程师的政治家们，不但需要挑战传统道德的叛逆精神，更需要把蓝图变为现实的卓越智慧。我认为，张居正便属于这样的政治家。
　　隆庆元年，张居正刚人阁成为末辅，怀着对新皇上的期待，42岁的他，便虔敬地向穆宗献上了一道洋洋万余言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纲本、饬武备六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所涉内容，遍及吏治、纲教、经济、军事诸领域。胸无大志的穆宗，只愿意沉湎酒色，哪愿意如此大刀阔斧地重振乾纲呢?他只是敷衍地赞扬了几句，便搁置不管。张居正作此试探，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于是继续耐心等待，六年后他的这份完备的改革文件，终于成了他实施“万历新政”的政治纲领。

　　关于“万历新政”的功绩，已有不少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不用我在此赘言。我要说明的是，正是张居正的改革，使本来气数已尽的朱明王朝突然枯木逢春，获得了难得的“中兴之象”。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宰相之杰”，死后却遭到了最为残酷的清算。万历皇帝一面享受着张居正改革带来的福惠，一面却下令把张居正的封赠全夺、家产尽抄，其亲人或死或谪。万历皇帝的这个态度，导致张居正死后半个世纪，满朝文武竟无人敢提及他的名字。

　　张居正的功绩，说明中国“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独特作用；而他的悲剧，又深刻揭示了极权统治的寡恩与残忍。
　　1998年暮春，动笔写《张居正》之前，我曾专程去了一趟张居正的故里湖北省江陵县，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吟了一首绝句：
　　四百年前事可疑，江南又见鹧鸪飞。
　　杜鹃舌上烟波里，立尽斜阳是布衣。
　　中国的与官场无涉的知识分子，常以布衣自谓。至今，我这个布衣还记得，那一缕惨淡的夕阳，是如何陪伴着我，在张居正的杂草丛生的墓地上作孤独的徘徊。伟人们死后的萧条本属正常，但我仍不免暗自思忖：从商鞅的被车裂到张居正的灭门之祸，果真是中国古代改革家的必由之路吗?张居正推行改革之时，也曾下定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可是，如果真的给他第二次生命，他还会有那挽狂澜于既倒的干云豪气吗?
　　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中国的政治生活，历来是粗暴且僵硬的，缺乏灵动的生气与恒久的激情。张居正渴望把灵气与激情引入政坛，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惨性结局。

　　三、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这要求也许苛刻，但我认为这是写好历史小说的关键时下一些流行的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作家没有认真研究历史的结果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1)典章制度的真实；(2)风俗民情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