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于斯文”文(3)

2013-08-25 01:05

导读：一倡众和，或是以答诗作为循环点的往复唱和、多重唱和等各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次韵者应该或反原唱诗意，巧发议论；或善为补充，阐发原唱之见；

一倡众和，或是以答诗作为循环点的往复唱和、多重唱和等各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次韵者应该或反原唱诗意，巧发议论；或善为补充，阐发原唱之见；或另出新见，发起新一轮的唱和，使诗歌主题在对话中不断深化，否则虽改换面目却异口同声，就是失败之作了。元祐二年(1087)苏辙作《韩干三马》诗，苏轼、王钦臣、黄庭坚、刘攽、苏颂等有和诗。这些诗歌分开看一篇篇形式上是独立自足的，而后来者以前者为前提和条件，苏辙原唱乃题咏李公麟所藏之韩干《三马图》，苏轼和作离开子由原唱，自出机杼，以李公麟画天马为主调，刘敞和苏颂的和作则补充、接续子瞻诗意，赞叹李公麟马图摹写之精，黄庭坚和作则主要发挥李画“领略古法生新奇”的一面，各篇之间构成一种互文关系。这组用韵相同、诗情相衔、诗意相关又曲折发展的作品，既不妨碍我们随机读取，合起来又形成一个集中了众人的智慧与精力，带有整体性观念的大文本。

　　限定题材、体裁和用韵，通过外在形式的束缚来显示和发掘自己内在的创造性是唱和诗艺术和宋代诗人的追求所在。题目虽同，但个人的生活处境、社会角色、思想性格、审美爱好不同；题材相同，但题材去取运用的角度和方法可以不同；体裁相同，抒发感情各有侧重，表现手法也有差异，因此竞争意识下产生的同题次韵唱和诗可以是异彩纷呈，自有特点的，而且往往因难见巧，愈出愈奇，反而增添一种生新的韵味。但同一件事亦有反面，同题次韵的唱和也多有为题材、体裁和用韵的规定所束缚，或与原唱者的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难以发生共鸣，或者虽有共鸣却没有新颖的见解和创作欲望，结果和作就难免成为人云亦云、牵强成句，流于应酬的失败之作。以李席《同德麟、仲宝、过谢公定，酌酒赏菊，以悲哉秋之为气萧瑟八字探韵，各赋二诗，仍复相次八韵，某分得哉萧二字》诗为例，四人分韵，各赋二诗，再分别次韵他人诗作，就同一题材一次作诗八首之多，即使才力大、学问富、技巧熟练，也不容易有很多新的感情和意见要表达，何况用韵方面还有种种规定。为了完成唱和，不免就是形式文字上的翻新变化，牵强成篇而已。

　　集会创作的争胜意识使得宋代次韵唱和的作品数量极多，连环式更迭唱和也很普遍。用韵的以难相挑和立意的翻新出奇使唱和诗的特有对话功能和艺术特征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巧发议论的重视则加剧了宋诗散文化倾向。

　　陈寅恪先生谓元稹、白居易“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决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唱所为也”。可见诗歌创作中强烈而自觉的争胜意识对诗歌艺术的提高是有益的。集会上唱和的双方面对挑战的局面，能激发出更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兴趣，克服困难的意志也更加坚定，积极应对竞争的心理状态也使诗人们观察力更敏锐，思维更活跃，思路更开阔，创作中遂“险韵度词费讨论”，“敢将诗律斗深严”，“更寻诗句斗新尖”，在体式、立意、表达技巧等方面不断寻求创新与完善，可以说集会的创作争胜意识是诗歌新变的推动力之一。这个表现是有心理学依据的，1920年F·H·奥尔波特作了一个试验来研究人们在集体环境中的工作表现，结果证明，集体工作由于存在“社会促进”的因素，有比较好的效果。它的胜利机制是：别人的工作表现和动作可以转换为自己的外界刺激，从而引起自己同样或相似的心理反应和动作表现。另外，别人的观察起了社会评价作用，能提高自我评价能力。文人在集会上的创作同样受到这个“社会促进”因素的影响。

　　“游戏于斯文”

　　集会的娱乐功能决定了一部分集会诗创作的动机是朋友间“资谈笑、助谐谑”，或是“发人意思，消磨光景”。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已经涉及了游戏文字，他论述文学创作中的谐辞隐语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隐者，隐也。遁词以隐意，喻譬以指事也”，“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指出“谐隐”具有“悦笑”的娱乐功能，常常使用“喻譬”的比拟手法；认为谐隐“会义适时，颇益讽诫”，有些则“空戏滑稽”，止于谑笑，并无深意。唐代颇有以诗为戏者，如“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咏，顐语自贺兰广、郑涉。其后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纾，隐语有张著，机警有李舟、张或，歇后有姚岘、孙叔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著”，不过这些诗人主要着力于诗歌的外在体式方面，宋代戏谑为诗则内化为运用幽默、讽刺、自嘲、滑稽等多种手法，追求立意和风格的谐乐，使诗歌获得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此外，在娱乐动机的驱使下，北宋文人集会诗歌中还出现了大量乐名诗、药名诗、数字诗、八音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