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文旨趣与文人之诗文(2)

　　综上所述：宋代集会诗以人文题材为主，诗中充满繁富的人文意象，体现宋代文人深厚的人文旨趣。这是由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与活动方式，以及养成的审美趣味决定的。在崇文风气下，宋人普遍好读书，不仅书香门第“万卷藏书宜子弟”，即使村野间也是“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因为以读书为基本生活方式，通过典籍来建立与古今、万物的认知和联系，北宋士大夫对人文世界的喜爱渐渐超过了大自然。如欧阳修晚年以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号为六一居士，“华阳杨褒，好故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他们精心营造一种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诗意化了。正如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所描述：“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瑞研岩泉，焦桐鸣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佳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

　　在笔、墨、纸、砚、琴、棋、扇、杖等人文物品之间，从事着书画、音乐、诗歌等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或欣赏，北宋士大夫文人群体的生活环境和行为方式饱含着人文气息，与普通人判然有别；而北宋诗人又把创作的视角转向自身所属群体的生活，将审美对象扩大到日常人文物品，将人文精神投射于自然物，虽然是“文人歌其学，雅士歌其艺”，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但正如贾晋华先生分析《汉上题襟集》中“诸书简对文房四宝的珍重，以及对词章学问的夸示”，认为其中隐含着一种“斯文独在我辈”的特殊文化心理，北宋文人生活环境与行为方式的审美化、诗意化，以及诗歌对人文题材的关注，说明“斯文独在我辈”的文化心理已经为北宋文人士大夫群体所自觉，并将其发展到极至。勿庸置疑的是，那些任意挥洒、各逞风流的文人集会和表现文人群体的文化生活、审美情趣、人文精神的集会诗歌即是这种特殊文化心理最为集中典型的反映。

　　二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虽有疵病之意，但“以学问为诗”的确是宋诗最显著的特质。北宋文人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而集会上正是力求争胜之所，集会诗也多是争胜之作，因此“学问为诗”的特点尤其突出，它主要体现在诗歌的用意、用事、用韵三个方面。

　　如前所述，集会上作诗，参与者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种竞技炫才心理，故力图立意新颖，议论精辟，以新人耳目。尤其是同题共作，或彼唱我和的情况下，若对原唱之意不能有所阐发，或是另出新见，而沦为人云亦云、异口同声，就不免失败了。如关于王昭君事迹的唱和，王安石曰“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欧阳修曰“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关于崇徽公主手痕的唱和，刘敞云：“君念平城三百万，谋臣奇计已堪休”，欧阳修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曾与国谋”，之所以高出众作，皆因议论抑扬曲折，显示出更深刻的识见。而这些杰出的见解、器识勿庸置疑是有深厚文史学养为基础的。

　　除竞技心态的影响之外，宋人对天下事理——举凡宇宙万物之物理、社会人生之哲理、做人处世之伦理，颇有“每事思穷究”的兴趣（原因姑不展开说明），因此诗中言理成分增加，立意相对较为高深。以集会分题咏物为例，《竹庄诗话》云：“南窗纪谈云吕申公为颖州通判，欧阳公为守。欧阳公素不以文靖公为然，及与其子为僚，见其学识已改观矣。时刘厚甫、王沈甫皆寓居郡下，四人日相从讲学为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题赋诗，申公得瘿木壶，其辞云云，欧阳公见之宜加称赏，以为有宰相器。”诗曰：“天地产众材，任材谓之智。栋桷与楹杙，大小无有弃。方者以矩度，圆者中规制。嗟尔木之瘿，何异肉有赘。生成臃肿姿，赋象难取类。隐括所不施，钩绳为尔废。大匠睨而往，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终朽不器。刳剔虚其中，朱漆为之伪。……设之于楹阶，十目肯注视。……人之于才性，夫岂远于是。性虽有不善，在教之揉励。才无不可用，由上所措置。……”苏轼《送郑户曹赋席上果得榧子》云：“彼美玉山果，粲为金盘实”，“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泽”、“愿君如此木，凛凛傲霜雪。”又释智圆《拟洛下分题》序云：有客示吾西台集仙公李建中静居分题者，集仙得松石琴荐，河南法掾鲍当得茯苓人，青城僧惟凤得递诗筒，巨鹿魏野得文石酒杯。率皆彩笔奇绝，理旨峭拔。……可见宋人咏物之作并非止于追求刻画形似，而往往要以小见大，有所引申。在交代事物的来历、事理的原委之外，进一步阐发其中的理旨与精神内涵。穷究物理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兴趣升华为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咏物诗的立意、境界即有所升华。

　　用事在宋代文人的集会诗中表现更为突出。宋初西昆诗人于馆阁修书之际，“历览余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而更迭唱和，诗中典故密集，如《泪》诗，全诗八句，用典多达七个，“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对此“学者之弊”，欧阳修认为“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不可。”到北宋中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时代，作诗用字讲究出处和用典，崇学尚典的诗歌审美意识更普遍、明确与强烈了。苏轼“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其诗能“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黄庭坚、陈师道之诗“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一字一句有历古人六七作者，盖其学盖通乎儒释老庄之奥，下至于医卜百家之说，莫不尽摘其英华，以发之于诗。”用典的范围几乎扩大到宋人能看到的所有书籍。如苏轼《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公犹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黄庭坚《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诗歌句句用典，又很贴切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相反，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那内法酒手，而无材料”，秦观词“惜无故实”，好似贫家美女，终乏富贵态，因之分别为苏轼和李清照批评。

　　在这种诗歌审美意识和竞技心理的影响下，集会创作的用事也就变本加厉了。如李复有《上巳成季召会于西溪会上赋诗须多韵仍用故事或旧诗十事已上未终席而成违者浮以三大白罚者四人予与成季免焉》诗，从诗题可知，文人们已把故事、旧诗作为写诗的素材库，甚至变成诗歌的主要内容，“资书”成了作诗的重要途径。

　　用韵与用事同样是在雅集唱和中表现才学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