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聊斋志异》的重情思想文(2)

　　蒲松龄的重情思想是同明中叶以来的主情派思想一脉相承的。明中叶以后，思想、文学界出现新潮流，其代表是李贽、徐渭、公安三袁、冯梦龙等，可被视为主情派。主情派提倡人欲、真情、自然天性。蒲松龄明显继承了主情派的思想。巧娘因“生适阉寺”，而“赍恨如冥”，“没奔标人”而失声痛哭(《巧娘》)，秋月死三十年而自荐于人(《伍秋月》)，都是公然而大胆地表现人的情欲的。整日憨笑不止的婴宁(《婴宁》)，伶牙俐齿、谑语高人的芳云、绿云(《仙人岛》)，憨玩无节的小翠(《小翠》)，无不天性纯真，言行率直，“从容于礼法之外”(李贽《焚书·又答石阳太守》)。

　　《聊斋志异》中体现的重情思想多是由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表现出来的，这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发出的幻影。一类情节比较单纯，如《绿衣女》、《连琐》、《香玉》等，大体是写一位书生或读书山寺，或书斋临近郊野，忽有少女来到，或吟唱，或嬉戏，给寂寞的书生带来了欢乐，数度相会方知非人，或进而生出一些波折。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正是蒲松龄长期处在孤独落寞境遇中的精神补偿。

　　他长期在缙绅人家坐馆，受雇于人，一年中只有年节假日返家小住几日。他曾在题为《家居》的诗中感慨说：“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独自生活的寂寞，不免假想象自遣自慰，如他在独居毕氏宅第外花园时曾有诗云：“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欢喜缘。”(《聊斋诗集·逃暑石隐园》)《绿衣女》、《香玉》等篇，不过是将这等自遣寂寞的诗意转化为幻想故事。还有一类，狐鬼花妖的出现不只是让苦读的书生或做了馆师的书生解除了寂寞，还使书生得到敬重、鼓励，事业上也获得上进，为之编织出种种理想的梦。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蒲松龄曾写过一出小戏《闹馆》和俗曲《学究自嘲》，反映穷书生做乡村塾师的辛酸，其中自然有他个人的亲身感受。而写河间徐生坐鬼馆的《爱奴》却是另一番景象：鬼馆东蒋夫人礼遇厚待徐生，徐生为她“既从儿懒，又责儿工”大发脾气，她赶忙“遣婢谢过”，最后还将徐生喜爱的婢女相赠，“聊慰客馆寂寞”。篇末异史氏日：“夫人教子，无异人世，而所以待师之厚也，不亦贤乎!”这正是一般做塾师的书生们跛予望之的。狐女凤仙将穷秀才刘赤水带到了家中，狐翁对女婿们“以贫富为爱憎”，凤仙以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为憾，留下一面镜子相激励。刘赤水“朝夕悬之，如对师保，如此二年，一举而捷”。篇末异史氏日：“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凤仙》)这也只能是像作者一样困于场屋的书生的天真幻想。

幻想是对现实的超越，非人的狐鬼花妖形象可以不受人间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男女大防”的束缚。蒲松龄借着这种自由，写出了众多带着非人的符号、从而摆脱了妇道闺范的约束、同书生自主相亲相爱的女性，也写出了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在这里，除了作为现实的一种补偿、对照，其中还蕴涵着作家对两性关系的企望和思索，突出了精神的和谐。如《白秋练》中自鳍豚精与慕生相爱，是以吟诗为纽带和内容的，诗是生命和爱情不可或缺的凭借。《娇娜》更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性的内涵，作者最后自道其心思：“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蒜，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确当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的心灵、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

　　主情派思想的影响，以及作家自己孤独寂寞的生活体验体现在作品中就是重情思想。“情”是蒲松龄婚姻思想的精华部分，它反映了现代性爱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的地位越来越得到提高，个人的价值越来越得到肯定。在婚姻上也是如此，由群体婚发展到个体婚，是对个人价值的一大肯定，由不以爱情为基础的个体婚发展到以爱情为基础的个体婚，是又一大肯定。但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是以男子的统治和女子的被统治为基本特点的：“夫者，妻之天也”(《礼记》)，“妇者，服也，以礼屈服”(《白虎通》)。如此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在本质上是排斥个人性爱的。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无视个人在婚姻关系中的价值，尤其是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价值，严格禁止男女之间的交往，鄙视排挤男女性爱，是一种极强的专制制度。蒲松龄的“情”无疑是对其的一个有力反抗，它虽没明确地从一般原则上去否定礼教，也不是处处同礼教处于对抗状态，但它在本质上是同礼教相冲突的。它重视婚姻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强调“情”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赞美被礼教视为“淫”、“私”的个人性爱。变“二姓之好”为“二性之好”，就改变了封建婚姻的基础，使个人性爱成为婚姻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也就更加充分的肯定了个人在婚姻关系中的价值。

　　《聊斋志异》常以肯定的态度写一个男子同两个女子的爱情、婚姻。其多妻制思想是从封建传统中承袭下来的、为当时社会所普遍承认的思想。它是落后的，但并不能掩盖蒲松龄“情”的思想的光辉。其隋”的思想中已经蕴含了否定多妻制的思想因素。多妻制是以奴隶主、封建主对仅被视为一种私有财产的女奴隶的占有为基础的，而蒲松龄在许多作品中把爱情作为一个男子和两个女子的关系的基础，这就大大改变了多妻制的本来内容。讲“情”，女子就不是作为一种财产、一个玩物、一个生育和扩大家族势力的工具出现，而是作为一个人出现，而且趋于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这就是对女子权利的肯定。性爱的本性是排他的，蒲松龄高度赞扬男子为情而生、而死，客观上就是对多妻制、杂婚制和通奸的一种否定。

　　蒲松龄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承袭了旧的落后的多妻制，但又在其中孕育了否定多妻制的新的思想萌芽。当然，这里有很落后的因素，如对待纳妾，而且渗透了严格的等级观念，这些说明蒲松龄的“情”的思想是不彻底的，远不是成熟的现代性爱思想，是与许多落后观念同时并存的。尽管如此，蒲松龄的“情”的思想所带有的进步的光芒是显著的、主要的，显示了他对婚姻两性关系的进步思索，闪耀着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