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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市场史——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变迁》绪论

2014-05-16 01:28 绪 论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一直专注于传统市场的考察。最初从宋代江南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人手，考察东南地区的市场结构与特征，1993年完成博士学位《宋代东南市场》并出版。此时市场史研究逐渐深入，我结合学界成果进行了通贯性的考察。1997年出版《传统市场史》一书，大致理清传统市场演进的脉络与发展特征。后来该书获得"中国高校人文优秀成果奖"学二等奖。这固然给我激励，然而，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层面的深入，使我愈感自己的不足。我将视野集中到市场发育程度最高的江南，希望以此成熟形态为突破口，力求对传统市场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进行深入探究，同时也希望以此弥补旧著中明清部分过于粗浅的心中之痛。在此期间，我有幸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经过两年的努力完成了课题，但总觉得犹有不足，迟迟不敢付梓。当时已大体完成了初稿，但在我准备整理出版的过程中，相关研究成果继续涌现，赫然成为热点，将江南市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我只能将书稿搁下来，希望在学者们搭建的新平台上有所创获。调入清华后，又获得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的资助，激励和支持我克服困难继续艰苦的研究。转眼五六年过去了，本书就是我在市场史研究领域的新收获。

一、江南．"江南学"．江南经济史

专门研究可谓之"学"，二十年来的江南研究成果蔚然，但在各种"学"成为的当今，具有自身特色与价值并富有学术积累的"江南学"反倒没有被提及，似乎有点让人不够尽兴。江南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概念，即通常所谓的明清八府一州之地，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九市。在宋代，其主体同属一个一级行政区两浙路(仅江宁府不在其内，它是另一个一级行政区江南东路的首府)，元代同属江浙行省(但与浙东宣慰司、福建宣慰司相别)，明清分属两个一级行政区江苏省(明代为南直隶)和浙江省，当代则分属三个一级行政区。行政建置沿革如表0一l所示。李伯重(1991)对"江南"的科学界定已为学界普遍采纳：这一范围的江南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其内部是一个一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还同属于太湖水系，各地相互发生紧密的联系。江南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导致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被视为一个与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当然，由于它不是正式行政区域，所以明清人的使用也比较随意，造成某种混淆不清，"江南''的地域范围具有较大的伸缩性。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自宋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化上江南也领先。江南进士占明清全国15％，其中拥有明代状元的l／4和清代状元的半数(范金民，1997)。该地区的记载之盛也是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纵观以往数十年的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坛，这一地区享有特殊的地位，既是研究重点又是热点，研究成果之多，水平之高，也超乎其他地区研究之上。这也正是"江南学"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如果对已形成丰厚学术积累的"江南学"进行回顾与，并使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各领域的江南研究系统化与化，那将是一项极富价值的学术史。

宋初江南尤其是低湿地带仍处于开发阶段，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促进了农田开发，人口的逐渐迁移特别是南宋移民，使低湿地带从粗放耕作演进至精耕细作，江南水稻产量大大提高，城镇普遍兴起'至明代中叶江南的开发完成(斯波义信，2001)。图0一l、表O一2、表0-3所示宋代至清代江南各府州人口与人口密度的增长显示，宋代的苏州和秀州(元以后分出松江府和太仓州)，元明开始超过杭州，清代继续增长，成为区域核心带。 自宋以后，江南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宋代江南人口密度仅次于成都平原，但四川自宋元之际以后江河日下，而江南蒸蒸曰上，吴蜀并称从此成为历史(龙登高，1997：291)，江南在全国一枝独秀。乾隆四十一年(1776)人口密度，全国前五位府州全在江南(苏州、嘉兴、太仓、松江、江宁)，镇江、杭州、湖州也在前16位之列(曹树基，2001：718)。江南成为遥遥领先于全国的人口分布最密集区。每平方公里人口数，北宋就超过200人，到1851年高达687人(表0-3)。在这块仅占全国面积约O.5％的土地上,高峰时(元代至明初)居住着全国15％以上的人口，清前期稳定在8％左右(表0一2)。

表0-1 江南州府行政建置沿革大略（略）
图0-1 1078-1953年江南人口（略）
表0-2 宋元明清江南州府人口数量（略）
表0-3 宋元明清江南府州人口密度（略）

在这样一个高密度的人口聚居区，江南在传统经济史上创造了世界性的奇迹。江南户均耕地，如表O-4所示，由宋代的每户20余亩，递减至南宋的16亩，明末的14．5亩，清中叶的8．5亩。江南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演进，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在传统的稻作农业中达到极致。水稻亩产量宋代约为1．2石米，明末为1．6石米，清中期为2．3石米。蚕桑业、棉花种植业的集约化程度又超过水稻生产。农业经营重心从集约程度较低的生产部门向较高部门的转移，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使得整个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有较大提高。①a关于农产经营方式及其对江南经济与市场的影响，不少学者都有研究。②a明清江南传统经济的优势：以农为主，农副相兼，农工相兼，农商相兼，把农村经济推向农、工、副、商相结合的综合发展道路。江南农村经济结构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商业性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粮食生产以外多种生产活动、种植业以外多种行业生产活动的多样发展，导致江南农村生产呈现综合化、化、商品化的趋势。江南地区水陆的发达在全国首屈一指，成为江南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江南，因木材、煤、铁等能源与材料供应紧张，工业结构形成轻工业畸重、重工业畸轻的"超轻"格局，江南走上"节能省材型"发展道路(李伯重，2000)。

表0-4 江南人均田亩、亩产量估计（略）

注：两宋户均耕地亩数，为两浙路数字(龙登高，1994：18，34)。
宋代亩产量估算：斯波义信(2001)认为宋代江南稳定的上田亩产早已达2-3宋石或更高，3宋石相当于1.7-2明石(本表取值1.8，则1宋石约当o.6明石)．梁庚尧(2001)考证南宋末太湖流域亩产2石的农地可达十之四五以上。本表宋代亩产取值2宋石，则平均亩产量计1.2明石。明清数字据李伯重(1994、1996)。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凡此种种，这里不拟详述，只是想借这些成果作为一个引导，说明江南市场是在这种经济特征与基础之上成长的，它决定着市场演进的走向。自u世纪形成区域市场后，江南地区既是中国传统市场发育最成熟的区域，也是传统市场发展变化最大的地区，并在全国率先向近代转变。对江南市场历史变迁的考察，无疑有助于把握传统市场的发展轨迹与特征。同时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对当前我国重点建设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历史借鉴作用。当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日益深入时，对其渊源流变的追踪，对中国传统市场历史遗产的总结与借鉴，显示出独有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则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朵奇葩，高水平成果迭出。

二、江南市场史研究述评

明以前的江南市场研究，由于资料有限，专门侧重于江南地区者不多。刘兰兮(1986)对明以前江南市场作了开拓性的考察，李伯重(1990)涉及唐代农村市场，龙登高(1994)对江南为主体的两浙区域市场作了重点论述。斯波义信(2001)是20世纪80年代对江南经济史最具贡献的成果。而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佳作迭出，精彩纷呈。本章希冀对这一热点、重点领域的学术史回顾与总结，对江南市场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市场的认识的提高有所裨益。

1．消费经济与要素市场

江南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准。方行(1996)对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作了精当人微的细致。在农户每年生活消费的支出中，粮食支出约占55％，副食支出约占2l％，食物支出共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76％，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一种温饱型的消费水平。生活消费支出高于生产消费支出是又一特点。农民的生产投入，仅占农民口粮支出的l/3左右。生活资料的自给半自给也是江南农民消费的特点。李伯重(1994)则考证江南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其中明代米3.3石,清代米3石，1620年和1850年江南稻米消费总量分别为6 600万石、lO 800万石。王家范(1988)对明清江南消费经济进行了探讨。明清江南存在突出的高消费现象，同时也伴随大量的低消费。在高消费结构中，性与奢侈性的消费比重畸高，消费结构具有传统的病态特征，消费行为仍保持着传统的等级性与政治性色彩。他考察了明清江南最低生活消费标准，对江南突出的高消费行为的政治经济影响作了探究。孙竞昊(1994)论述了消费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人口压力所造成的消费需求结构、消费主体、消费水平、消费品结构、消费行为结构、奢侈性高消费风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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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素市场，洪焕春(1992)探讨了江南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工资状况与矛盾斗争，认为苏州城内已出现一个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市场，为数相当可观。而孙竞昊(1997)则认为，明清江南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得很不成熟，不具备近代意义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性能，关键的原因在于劳动雇佣关系没有冲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郑志章(1989)推算江南农业雇工利润率，明清之际为30％，清末为25％。罗仑(1989)认为雇工经营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较之佃户经营有成倍增长。

江南土地市场也较发达，一些学者则从土地制度方面对土地市场有所涉及。①b一般学者是把江南结合全国各地的情形进行分析的，以方行(2001)所论最为深刻。江南土地市场的专论中，章有义(1988)提出，人们设想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支配下地权不断集中的必然性值得怀疑，长洲地主与农民占地的比率，近三百年一直稳定在65：35。马学强(1996)则论述了要素市场中一个为人所忽视的：城镇房地产与地权交易的特殊性。

2．商品市场与远距离贸易

关于明清江南对全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商品棉花棉布与丝绸的研究，分别有两项突出的成果。范金民(1993)对江南丝绸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全面考察，富有价值。徐新吾《江南土布史》是一部史料集'但短小的"编者按"精彩纷呈。在考察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和土布商业后，着重分析了棉手纺、手织的分离过程，即洋纱挤代土纱、洋布排斥土布的过程。该书下编还汇录了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该书对鸦片战争后我国棉花、土布年产量的推算是迄今为止最细致的计量分析。

棉花、棉布的生产与市场，研究颇为深入。何泉达(1993)考证松江地区棉花种植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22.75％。侯杨方(1997)认为明清上海地区棉花种植已达到耕地面积的一半，这也高于吴承明、徐新吾等学者的估计。刘秀生(1990)从全国棉布的生产和销售考察江南棉布生产衰落的必然性，指出其原因不在于外国机制棉布的排挤'而在于棉布业技术水平的停滞，棉布市场不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张海英(1991)从棉布的生产与流通、三类市场主体的活动人手分析，也认为建筑于全国市场需求的支持与政府军事需要及赋税征收的变相刺激基础之上的江南棉布业的发展，缺少与之相应的生产技术为后盾。当江南棉布市场最终走向衰落时，江南商品经济腾飞的机会也就失去了。此外的还有不少。①c

范金民(1993)追溯了宋以前江南丝绸业的起步和崛起，论述了宋元时期江南丝绸业成为全国重心与中心的重大发展。明清时期江南丝绸业是该书的重点，描述了蚕桑生产的商业化与化'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重现了江南丝绸的国内市场与对外贸易的图景。他后来详细考察了江南主要大宗商品的市场流通、商运线路(范金民'1998)。陈学文(1993)全面分析了湖州丝织业的生产与销售的主要特点及其对当地市场的主导性影响。关于江南丝绸贸易还有不少。②c

李伯重(1986)对江南与外地的经济联系进行了全面的动态研究，逐一考察了稻米、豆及豆饼、丝绸、棉花棉布等商品的输出入贸易，并客观分析了其积极与消极的影响。他对江南木材、铁等的输入也有专文考察。他认为，江南工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大多数工具都以


或主要以木材制成，尤其是发达的造船业和建筑业是最大木材消费者。由于木材供求矛盾的发展，向江南输出木材的地域比宋元扩大，尤其是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远方产地成为最重要的供给地。张海英、叶军(2002)考察江南与两湖之间粮、木与丝棉的交流，它保证和促进了江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手工业的发展，反映了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发展。

3。市镇市场

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可以说是讨论最为热烈的领域。学者刘石吉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了几篇具有开拓性的，对明清时代江南市镇进行了数量分析，对江南地区的市镇进行专文论述，并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对当时已经起步的大陆市镇研究具有启发与带动作用。樊树志(1990)的专著以及前后的相关系列备受关注。他的研究以详实的资料展现了江南市镇的历史发展与整体面貌，并辅之以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他注重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网络体系和市镇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意义。《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认为，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网络，包括枫桥镇与平望镇及浙西的长安镇。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苏州商业机能的衰退，苏州米市逐渐为无锡米市、上海米市所取代，长安镇则为硖石镇取代。《南浔镇与湖丝贸易》考察了湖丝贸易集散中心南浔镇数百年长盛不衰的发展历程。《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分析了江南化市场的网络格局，认为市镇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县级以上城市无法与之抗衡的。这种结论略有偏颇之嫌，这大概是专注于市镇不及其他所致。陈学文着重对杭嘉湖地区市镇经济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他先后主编了几部资料集：《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及《中国城镇史论著资料索引》。《古代江南发达地区嘉兴市镇经济及其结构的探索》、《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是前两部史料集的前言，分别全面论述了嘉兴、湖州市镇的特点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与作用。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他对双林、南浔、新市、硖石、长安、王店等巨镇和一些府县的市镇经济结构逐一进行个案研究。①d他认为江南市镇大都沿河布局，顺势成形，市镇的间距一般保持在30里左右，由交通线路联结成市镇网络。陈忠平《江南市镇经济结构研究》进行市镇综合考察，把江南市镇分为生产性市镇、流通性市镇、消费性市镇三种经济结构类型，指出流通性市镇是江南市镇的主要形态，它是以农村商品生产为基础，以农村商品的集散、转输为主要内容。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1984)是一篇颇有见地的早期，论述了明清多样化市场结构，市镇是江南区域市场形成的中间环节。范金民(1990)勾画了苏州市镇发展的三个阶段。三个地域的市镇在经济结构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及其不平衡性，反映了苏州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综合发展水平。吴仁安(1992)多篇论述了上海地区城镇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江南运河沿岸与沿海的港口市镇独具特色，罗仑、夏维中(1990)、钱建国(1991)，探讨了江南运河的传统经济功能与沿岸市镇兴衰的内在联系。江南海港市镇密布，多篇作了专门探讨；②d有关市镇研究的数量很多，并各具特色。③d包伟民(1998)等探讨了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提出了不少新见。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城市研究以苏州与上海较为突出，南京、杭州也有不少，这里仅举几例。王卫平(1999)以明清江南为背景，全面考察了苏州的城市机能、工商业组织及其中心地位的演变，并论及城市社会事业与风俗观念等问题。据陈忠平(1988)考察，南京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逐渐向经济职能为主的工商业城市的转化，并开始具备了某些近代城市的新质素。关于上海，张仲礼主持的近代上海经济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成果有《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东南沿海城市与近代化》(1996)及相关。而唐振常《上海史》(1989)则对明清时期上海经济的发展着墨较多。张忠民(1987)指出'上海由康熙时与刘河平分秋色，至嘉道成为贸易极盛的江南第一大港，其国内贸易远过于广州。

4。商人资本

关于商人资本问题的研究中，总论性著作都特别关注江南'如刘秀生(1993)、张忠民(1996)。江南本地商人，就地域性商帮而言，惟洞庭商帮较为突出。范金民(1995)等揭示了洞庭商帮不同于其他大商帮的主要特点，如以家乡为依托、以日用必需品为经营内容、善于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等。与本地商帮相比，外地商帮在江南更为引入注目。范金民(1989)认为徽商、闽粤商人、秦晋商人等地域性商帮在苏州的活动，直接促进了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经济发展'沟通了苏州与各地的联系。他后来考察了11个地域商人群体在江南的经营活动(范金民，1998)。陈忠平(1987)勾勒了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长途贩运与零购散销等传统性经营活动。蔡鸿生(1991)则专门探讨了广东潮州府商人在苏州的活动。徽商在江南最为活跃，这方面的成果也较多。①e

商业经营、商业机构、商人组织的探讨受到重视。陈忠平(1986)考察了徽商、秦晋商人、洞庭商人的棉布业商人组织。其活动方式的主要变化是，商人资本由单纯的贩运贸易进而深入到市镇的购集、批发贸易之中，并由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陈忠平(1987)还认为，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运而生，并主要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小生产者对市场的熟悉与商人对生产过程的接近，牙人与牙行部分开始发生变化。沙郑军(1988)探讨了江南商业领域的一个独特现象，脚夫的大量出现和职业化是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加速了商品流通，他们与雇主、客商间的新型关系分化与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他们分疆划界、横索重价又具有负面影响。罗仑(1989)以《盛世滋生图》与《生意世事初阶》相对照，观察了江南坐商的兴盛景象及其经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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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馆与公所，全国以江南为盛。这方面的论著都必然以大篇幅涉及江南，如彭泽益、王日根等。专门论述江南的论著也不少。洪焕春(1992)以详尽的史实，勾勒了苏州会馆公所的七种不同类型、管理制度和同行规条。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详细考证了苏州的同乡会馆与同业公所，并指出二者之间存在质的差异。丘澎生(1991)探讨了18、19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范金民(1998)详实考证了江南会馆与公所的数量、地区分布，以至每个会馆公所建立的时间、位置等。

江南商人资本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一批高水平的成果，许涤新、吴承明(1985)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其集大成者。有关江南的事例贯穿于全书各章，对苏杭丝织业、苏松棉织业、上海沙船业中的商人资本与资本主义萌芽则有专门章节探讨。王翔(1992、1987)的考察也富有见地。他认为商业资本活动在促进中国丝绸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买形态的演进则是孕育江南丝绸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途径。盛泽镇"绸领头"由"略沾佣金"的丝绸经纪人发展为"购机设厂"的产业资本家的过程，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条颇为独特的道路．

5．江南地区市场的总体考察

对江南地区市场的综合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陈忠平(1990)认为，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于城乡之间、内部各区域之间及江南与外地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经济实体的发展则是城市与市镇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展。江南市场体系由三个等级构成：市镇初级市场、城镇市场及城市中心市场。市场的总体运动由生活、生产资料及加工成品为主的商品流通活动构成'已具有供给生活、生产资料及提供产品销路这样相对完备的市场功能。龙登高(1997)在《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第四篇第五章中，以较大篇幅论述了江南区域市场。以江南为主体的区域市场，在宋代最先形成较完整的区域市场体系。明清时期较之宋代，它与外界市场的联系不惟在商品种类上，而且在程度上已出现飞跃性的进步。区际贸易的展开，使江南市场的发展获得全国市场的支撑与依托。化市镇的成长促进了市场网络的有机性与细密化。虽然不少巨镇的发展凌驾于一般府县城市之上，但苏州、杭州、南京及后来的上海是任何巨镇所无法超越的，这些高层中心地的吸纳力与辐射力加强了全区域的整合。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新近出版的几部著作填补了整体研究的空白。张海英(2002)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商品市场的动态轨迹、总体特点及发展趋势做了全面探讨，并扩大视野，考察了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互动关系、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后者正是已有研究的薄弱环节。苏州、杭州是功能最齐全、负荷最重的高级市场，但市场自身脆弱的生产基础和不合理的主体结构所带来的市场功能的内耗性，使之缺乏不断开拓的原动力。王卫平(1999)的江南地区市场体系结构图，最高层次为苏州，南京、杭州为地域城市，松江、盛泽、无锡为地方城市，其下则有三个层次的市镇。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心城市与下级城市或市镇间联系还比较松散，市场体系也不严密。单强(1999)对近代江南区域市场做了整体性论述，从江南市场的层次与模式到商人组织，从农产品、农产加工品、工业品等各类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市场等要素市场等，做了全面的勾勒，时间从明清到近代。李伯重(2000)新著虽然不是专论市场，但该书对江南工业与商品生产的论述与江南市场紧密相关，富有见地，予人启迪。

三、思路与本书构架

从以上粗略的回顾可以看出，江南史的研究佳作迭出，已经达到较高的层次。研究领域广阔，几乎各个层面都有论及。这些成果为全面系统地考察江南市场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突破存在相当的难度。近期的江南市场史研究，可以说是热点、重点、难点集于一体。随着全国其他地区与历代市场研究的展开，江南传统市场的研究可以，也应该开拓新的努力方向。

克服就江南论江南的局限，拓展学术空间，专注于江南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扩大研究的视野，将刺激对已往研究的反思，带来新的收获。譬如，江南市场与全国各地市场的互动关系及其在传统市场整合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江南传统市场与其他地区市场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极具学术价值，有学者已开始涉及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①f，如李伯重(2000)对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研究。又譬如，江南地区市场在中国传统市场中发育最为成熟，通过这一最高发展形态的个案研究，可以推动传统市场的与升华，为揭示中国传统市场的特征、演进趋势、发展作出贡献。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这里我想呼应一下吴承明、方行、李根蟠、李伯重等先生的倡导与实践--开展通贯性的研究，以通古今之变。通贯性研究其实是研究的本质性要求。以明清为例，只有了解此前的发展基础，才能把握明清新的特点；只有了解此后的演进状况，才能把握其发展趋势。而且，近的资料更为丰富，可补明清研究之不足。值得重视的是，江南是近代中国率先发生市场转变的地区，但传统市场的近代变迁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而传统市场的。即使到了当代仍可见其踪迹。有学者指出，一种盲目的"近代优越论"的倾向影响着经济史研究，富有见地。例如，马若孟(Mycrs，1970)所论，近代华北农民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反而不如19世纪90年代。就江南而言，原有经济秩序被打破，新经济秩序尚未形成，加之太平天国后江南的人口急剧减少，与清中叶相比无疑存在许多劣势。如果通贯性地加以审视，就可以消除"近代优越论"倾向对思维取向的潜意识干扰。

断代史的研究，随着20世纪学科专门化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有资料得到不断挖掘和利用，并时有新的资料被发现；旧有研究领域和课题不断深入，新的领域和课题不时涌现；传统研究得到继承和发扬，新的研究手段也被引入。所有这些，使各个断代的历史都以更丰富的内涵逐渐展现。也正因为如此，日趋专门化的研究也带来始料未及的一些问题。由于专注于断代，或者专注于断代的某一专门史，对其他时代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新的成果了解不多，就有可能出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现象。稍有不慎，就会形成历史中的井底之蛙，过分强调本朝代的特殊性和历史意义，而将历史大势搁置一边，对前后时代置之不顾，更不用说对于中国以外的历史茫然不顾。盲人摸象一样形成的所谓学术成果，时有所见。例如，王卫平(1999：53)指出，有人认为人口过剩是江南市镇兴起的原始动力，如果说这在明清时期还似乎言之成理，那在宋元时代就无从解释了。更有甚者，仅凭几则史料就推断出一种时代特征。在这方面，李伯重(2000)对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经济史方法论反思，发人深省。

当我们专注于断代之余，不妨跳出断代，"瞻前顾后"，就会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发展趋势，更准确地明了该断代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从而更真切地把握时代特征。有时还会获得其他的惊喜与收获。譬如我在翻阅中国地方志丛书时，发现这些明清方志中，时有关于宋代的资料，许多是明清史学者不顾、宋元史学者不及的史料。

历史研究尤其是断代史的突破，许多学者都觉得很困难。研究的空白点越来越少，各领域研究越来越深入。历史研究的真谛，在于揭示历史演进脉络与发展特征，长时段、整体性的观察是必不可少的。断代研究作为学术分工是必需的，但如果演化为固守断代，甚至形成学术壁垒，则与历史及历史研究的主旨相违背。在专门化的同时，学术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书选择了一个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从历史演进的过程来探讨江南市场的发展与变迁。

基于此，本书将在笔者原有研究基础之上，学界最新成果，从如下角度展开考察：第一，在已有的断代研究基础上，进行纵向的通贯性探讨，勾勒n一19世纪江南市场变迁的历史脉络，探讨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和影响；第二，把江南市场置人中国传统市场的整体背景之下，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尤其注重二者的互动关系，即作为龙头的江南市场，是如何从全国市场获得发展的环境和支撑的，它对全国市场的演进又具有怎样的影响；第三，充分利用现有江南经济史专题成果，立足于市场本身正面论述和系统考察，对于薄弱环节则加大力度。本书的宗旨在于，通过系统全面的追踪考察，揭示江南市场历史发展与变迁的全貌，并通过这一最高发展形态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深入把握中国传统市场的演变与特征。

本书以如下路径构建与展开：纵向地探讨时代变迁，平面地考察市场构造，纵深地剖析商品与资本运动，鸟瞰式观察全国与世界中的江南市场，从而对江南市场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以获得对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总体把握和立体认识。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首先纵向地考察江南市场的历史变迁与不同阶段的特征。第二章论述江南市场演进的三个阶段及其历史特征。可以看到，11一15世纪宋元明初的江南，完成了古典市场的革命性变化，奠定了区域市场的基本格局。明中叶至清代(16-19世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成熟形态。19世纪后期开始了痛苦裂变，但没有完成近代转型。三个历史阶段中，区域中心城市发生相应的地理转移，从杭州到苏州再转向上海，它们鲜明地体现了不同阶段的最高中心地的历史特征以及对江南区域市场的整合作用。第三章从城镇市场的演进进一步深化对历史变迁轨迹的探讨。宋代完成城市革命后，在府州城市的整合下基于市场纽带的城市等级体系形成，明清更呈现进程特性。在这一体系中，宋代开始新兴的市镇成长引人注目，明清走向兴盛。本章对各时期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估算，并否定了一个流行成说：中国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表现为唐宋的大城市与明清的小城市。本章还考察了对江南影响重大的南宋移民对城镇市场的作用。

其次，从平面上考察江南市场体系构成，依次是商品市场、要素市场、服务市场，希冀对江南市场体系形成全面的认识，而不仅仅局限于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是以往学术成果非常集中的领域。第三章只是做一简略的梳理以支撑本书的整体性，侧重点则在于明清江南与全国市场的远距离商品输出人流通格局。

要素市场是以往研究弱点。第四章重点考察江南地权市场的形态与特征，并从地权与劳动的关系人手探讨要素的本质。

服务市场是以往研究空白。第五章以宋代杭州娱乐市场为重点，结合明清服务市场的演进，论述市场体系中服务市场的形态与作用及其不同于商品市场的特征。

再次，纵深地考察资本与商流运动。商人资本是商流的重要载体。第六章考察明清江南商人经营方式的突出变化：从客寓到侨居到本土化经营，同时综合学界成果介绍江南市场的外地商帮活动及江南本土商帮的经营。商人资本如何组织商品的生产与流通?第七章运用制度经济学考察江南发达的市场对工商业组织的影响和商品运动流程的特征，并探讨科层体系的组织未能成长的制度因素。主要考察通过市场网络联结与通过企业组织两种形式，在交易成本与效率方面有哪些差异，并通过与西欧中世纪及近代初期特别是英国经验的比较，在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这种制度选择进行，从传统经济与结构中探索其深层原因与演进源流。

最后，从以上三个层面立足江南市场本身的考察，跳出江南，从全国与世界的视野对江南市场进行高屋建瓴的鸟瞰。

从全国视野鸟瞰江南，江南是全国市场的中心，在全国统一市场的整合过程中居于主导性的地位。而江南市场与外地其他地区市场又有所区别。以江南与华北为例，不仅有基于自然特性形成的差异，也有不同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阶段性差异，还有内部构造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差异。

从世界视野鸟瞰江南，江南以其制品的输出和对白银货币的需求，俨然成为东亚市场的中心，同时成为19世纪以前世界最发达的区域市场。江南市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和发展趋势，通过介绍加州学派的相关成果与英格兰进行比较，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第九章对全书进行总结性勾勒。

资料方面，江南丰富的地方志是地域研究的宝库。本书明清部分所依据的主要是式中国地方志集成》所汇集刊印的江南地方志。宋元部分，具体的史料在我前两部书中引用者，尽量不予重复，而着重论述。由于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较长，而江南的史籍又特别丰富，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因此特别注重经过学者系统整理过的数据，有的是断代的，有的不是限于江南的，我把它们重加编组，从另外的角度加以考察，挖掘其地域内涵，或梳理其通贯性价值，希冀形成未被观察到的经验与现象，得出新的具有价值的观点。像江南与外地的商品流通，外地商帮在江南等节的内容，基本上综合整者们的成果，主要是顾及全书的整体性。可以说，没有前贤时俊的成果，就没有本书的出现。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注释

①a Li Bozhong(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650Mcmillan Press(London)，1996。
②a 如：洪焕春(1992)，黄宗智(1990)，罗仑(1989)，史建云(1987)，丛翰香(1984)，朱子彦(1994)，项文惠(1991)等．
①b 如，林金树《明代中后期江南的土地兼并》(《史》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民田的数量与科则》(《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蒋兆成《论明代杭嘉湖的官田》(《杭州学报》1992年第)期》，龙登高(1997)。
①c 如，张海英《明清江南市场棉花市场》《上海社会学术季刊》1992年第2期)，段本洛《论明末清初苏松地区的棉纺织手》(《江苏古史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张忠民《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棉布的国内贸易》(《上海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等。
②c 如，范金民《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史学月刊》)1992年第l期)、《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清代江南与新疆官方丝绸贸易的数量、品种和色彩诸》(《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新疆学报》)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林永匡等《清代江宁织造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杭州织造与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杭州学报》)1986年第2期)，徐新吾、张守愚《江南丝绸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①d 分别载于《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1988年第l期、1990年第6期、1991年第3期、1992年第5期)．此外他还有《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明清时期杭州府仁和县三个市镇的历史考察》(《历史地理》，第五辑)等．《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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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d 马学强《明清江南港市初探》(《华东师范学报》]993年第l期)、陈忠平《刘河镇及其港口海运贸易的兴衰}(《南京师范学报》]991年第3期)、徐明德《论清代中国的东方明珠--浙江乍浦港》(《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③d 如叶依能《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市镇之研究》(《史林》1993年第1期)，张华《明代太湖流域市镇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学报》1990年第4期)，朱子彦《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明清时期宝山地区市镇结构探索)(《史林》1993年第1期)，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86年第1期)，陈忠平《明清时期宁常镇地区市镇研究》(《江苏古史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①e 周志斌《明清时期南京的徽商》(《江淮论坛》1988年第4期)'陈学文《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江淮论坛11990年第1期》、《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浙江》(《徽学》第2期，2000年)，王廷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安徽师报》1991年第l期)，《徽商与上海》(《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翟屯建《徽商与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等。
①f 有关比较研究的现有成果很少，有陈忠平《明清时期长江、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的比较》(《学术研究》1989年第5期)、张家炎《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蒋正华《略论明清河南集镇与江南市镇之异同》(《中州学刊》)994年第3期)等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