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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知识（信息）、技术、权力三个要素的结合，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最为庞大最有势力的集合体。信息传播成为决定人的生存和发展、决定着人类对其他资源的利用开发及占有方式的最基础的条件。现代传播学相应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活跃和富有建树的领域。传播学界面临着人文视界和科学视界的融合。对于传播学的发展来说，人文价值观基础比技术性统计分析、策略性研究更重要。国内的传播教育长期强调工具技术的掌握，形成了政治与技术两大功利思想的配合统辖，从而淡化了人文精神。在后工业文明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中，传播教育的人文理念基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传播不仅面对着来自“技术统治”和“大众统治”的压力，还面对着来自市场和权力体制的压力。只有在人文理想的引导下，才可能实现对知识的整合，体现真正的社会关切和人类终极关切，从而使现代传播方式成为人的解放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传播教育人文理想
一、后工业时代的传播形态和多学科交叉研究
20世纪以来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变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丹尼尔·贝尔指出，以信息为主要资源、主要产品，由智能技术支配其他生产技术，靠知识信息传播联系并推动的全球一体化的新型社会，已经在工业社会的母腹中初具雏型。他将这一社会称为“后工业时代”。知识（信息）、技术、权力三个要素的结合，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最为庞大最有势力的集合体。信息传播成为决定人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人类对其他资源的利用开发及占有方式的最基础的条件。①
现代传播学是大众传播工业和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特别是法权制度、科层制度和企业制度）的产物。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和运作、公众传播行为及组织传播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传播学最为活跃和富有建树的领域。进入新科技革命以后，传播学密切关注新媒介与人类生存境况、传播中的权力与平等、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性、传播的自由权利与责任义务等新的课题。不仅大陆理性主义、批判学派与英美实用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发生了理论碰撞，而且东方的文化传播的传统、观念和体制也在与西方发生冲突和对话。生命科学、宇宙科学、信息科学和语言科学的巨大进步，使“传播”概念已经大大超出了传播学所指涉和研究的范围，从而引出了在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界定“传播”并寻求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整合的问题。
迄今现代传播学的基本研究范围形成了三个结构。一是从内核向外缘伸延的对象结构，即：自我内在传播à人际传播à组织传播à公众传播à大众传播à跨文化传播研究，此一结构依据传播主体和传播行动的形态而划分；另一个是向多维度展开的对象结构，即：政治传播、教育传播、科技传播、语言传播、文化传播、商务传播、健康传播、危机传播、女性传播、少年儿童传播、大众文化研究等，此一结构依据传播的内容、对象、性质和意义而确定。第三个由表层到深层、由物化因素到精神因素拓进的对象结构，即：传播媒介à传播符号与意义à传播心理à传播操作与控制à传播体制及法规à传播伦理和价值观的研究。从大的研究传统说，传播研究基本上是两大块领域，即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和人类传播（humancommunication），前者以大众媒介为研究轴心，后者以语言行为为研究轴心。发展的趋势则是交叉、渗透乃至整合。②
我们注意到两个殊途同归的有趣的现象。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迅速发展的传播学，其研究对象和边界越来越广阔宽泛；同时，20世纪各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均对传播现象进行“理论聚焦”，通过不同的方法从描述分析传播活动入手，以阐释人的自我意识、表达的意图和意义、主体及主体间关系、社会文化共同体、存在的本质等等。信息传播工业、服务业和娱乐业，正在走向广播电视、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一体化。这些发展又导致传播学界面临着人文视界和科学视界的融合，从而使传播研究成为学术群雄争逐的“新大陆”，孕育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传播学的学科传统和学理风格，带着鲜明的西方工具理性的特色，她力求适应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运作。贝尔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解为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三个部分。经济-技术体系主要决定社会生产的组织，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各种资源的配置。它构成了社会的职业划分和各种科层组织。科学技术的应用在这一领域中起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功能（工具）理性的功利原则，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创新和激烈的竞争状况。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高度角色化和功能化的。组织的生存发展、竞争扩张的轴心目标决定了个体的生存方式。政治体系是权力的竞技场。政治体系的运作依赖于公信力和效率。基本的价值尺度，如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均等、公民自由和社会参与等等，已经主要不是作为绝对价值理念，而是作为调适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的话语系统。现代传播媒介正是适应着当代社会运行的工具。
但是，现代传播媒介也最集中地反映出后工业时代的根本矛盾。功利效益原则与自我实现原则、体制化与个性化、官僚科层制与平等权利、强势的中心文化与弱势的边缘文化的矛盾冲突，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紧张和深刻。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一直是最受注目也最易引起人们争议的领域。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部分。它以强大的科技力量为基础，以极高的效率和极广的空间跨度，向人们提供新闻信息和娱乐、教育节目。我们看到，大众传媒拓展了人们的经验领域，使人们更加活跃化、社会化；同时，它也强化了权力的控制，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一体化。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基础和营运体制，是发达的工业化的结果，它也是全球市场经济结构的工具。大众传媒集声、光、电、画为一体，拓展出空前广阔的现代人的审美空间。精英艺术通过传媒的演绎深入民众，传媒视点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知识的把握，生动的影像将人们带往遥远的极地或丛林，它也能创造出杰出的经典作品供人们久久回味。大众传媒并不因为它本身的技术特质和营运特点就注定了是人文批判的对象。它是文明创造的不可逆转的物质存在和机制存在。
传播是对现代社会进行结构重组的强大力量。英美和欧陆的杰出思想家们都洞察了这一点。帕森斯认为，社会交往（传播）构成为一个社会统一集团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社会的核心。在社会交往中，个人之间形成确定的关系从而形成社会的结构。他提出，制度化指一定地位的行动者之间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制度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构，是具有各种不同倾向的行动者进入互动的情境。他们的倾向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们的需求结构；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模式内化的结果。在互动交流之中，行动者调整各自取向，通过角色扮演和交换得以建立起规范。这些规范一经建立，又反过来调节以后的互动逐步形成稳定的制度。
法兰克福学派将现代性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归之于传播工业的膨胀。然而，作为此一学派的晚期人物的哈贝马斯也看到了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还是在重建传播交往方式，而不是乌托邦式的颠覆。他主张“通过语言建立的主观际性结构，乃是社会系统与个体系统的条件”。通过有目的理性的交往行为，建立起理性的规范结构。“理性结构不仅体现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为的扩展上，即不仅体现在技术、战略、组织和合格手段的扩展上，而且也体现在交往行为的媒介性质上，体现在调解冲突的机制、世界观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乃是社会进化的领步者，因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而新的社会一体化首先使可利用的生产力的实施或新的主产力的创造成为可能，并使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成为可能。”③
交往的发生是同时在两个水平上进行的。一个是在言语的陈述性内容的水平上的交往；另一个是在建立人际关系的主观际性水平上的交往。哈贝马斯说:“社会系统可以视作交往行为网，个体系统则可在言语与行为能力这个大方位下进行考察。”④他认为，个体自我发展的意识结构、世界观和集体同一性，都可以归于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主观际性结构。主观际性结构中包括调整行为冲突的道德和法律的主观际性、不同的普遍对象领域的界分、个体同一性与集体同一性的构建。交往性行为是达至理性化乃至建立合理性结构的唯一途径。交往行为不能通过交往的技术手段，也不能通过选择手段的战略而理性化，只能是通过交往行为主体的响应性、行为规范的可证实的道德-实践方面理性化。交往行为的理性化主要是要求达到两个条件∶意向表达的真诚性和行为规范的正确性与合法性。他写道:“法律和道德的发展、自我界定和世界观的发展、个体和集体同一性形态的发展，都属于理性化过程中的发展，它们的进步不能靠正确战略的选择来衡量，而要靠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的理解的主观际性来衡量，要靠与未扭曲的交往之重建并辔而行的交感行为领域的扩展来衡量。”“理性结构不仅体现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为的扩展上，即不仅体现在技术、战略、组织和合格手段的扩展上，而且也体现在交往行为的媒介性质上，体现在调解冲突的机制、世界观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我甚至要坚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乃是社会进化的领步者，因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⑤
尽管启蒙哲学和理性主义曾经高举人道主义、自由和公正法权的旗帜追求合理的社会秩序，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技术文明的进步以及制度文明的完善化精致化，以启蒙和理性精神为特征的现代性在后工业时代遭遇到深刻的危机。人类对于工具的精良、效率、功利追求越演越烈，另一方面，人的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则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个性、诗意的美感、反思能力、内在精神、普遍性等等都迅速地沉沦。重建交往合理性便是重建生活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二、转变中的传播研究
现代传播学似乎已经处于重大转变的关口。她在移植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信息论、政治学、经济学、商务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成果方面获益良多。然而，传播学在理论思维（包括理论话语）的原创性和知识系统的整合性方面还未尽如人意。⑥传播学能否通过扩大科际外延、增强研究课题的敏感度而获得突破性进展？或者据守既定的研究对象，保持作为应用型社会科学的特性？这两种学科策略考虑都有其困难。前者虽能在平面上扩展传播学科疆域，但是如果未能在学理命题、观念和方法上有独创贡献，便会在与其他学科视界的融合中，淡化了传播学的特质；后者则只能使传播学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因此，对于传播学的发展来说，知识形态的分析和整合、方法论的逻辑基础、重建传播的人文价值观基础与各种技术分析方法的引入都十分重要。
如今，世界正经历着信息革命，以数码化信息传播为技术特征的信息化浪潮，推动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引起人们生活习惯、学习与工作方式、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全息成像、电脑音乐、人工智能、人机交流、交互式电视、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开发，创造了新的信息活动空间。人们现在接触到了丰富多彩的电子游戏、多媒体电子出版物、网上杂志、虚拟音乐会、虚拟画廊和艺术博物馆、交互式小说、网上自由文艺沙龙以及正在发展中的全数码电视广播。数码信息传播时代最深刻的变化是麦克卢汉所谓“媒介即信息”概念的动摇：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工具而不可能长久地作为单向灌输工具继续存在。电子科技将一切知识型态统合整理，构筑起多种表达方式和存取方式的数据库。人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传媒灌输给他们的信息，他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和技术能力去选择信息，创造信息，传播信息。⑦
杰奎尔（Jequeir）将“信息传播”区分为四个层面概念：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与知识的区别，尽管这类区分有时是相当困难的。⑧信息是包括传者与受者反复交互作用的讯息的流动过程，知识则是关于情形和经验感受的已知内容的存储。⑨当信息技术和传播工业极大地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极大地拓充了信息的容量时，我们可以说知识对于信息的依赖性加强了。但是，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信息淹没知识，信息消融知识的独特性质。知识，有可能不再指个体和某一文化的经验，因而知识在实质上成为复制的知识而不再是原创的知识。数码化、商品化、资源化的过程，彻底改变了知识的存在形式。数码化，是以数码形式将知识纳入到输入、存储、压缩、集成、传输过程，将知识再转化为信息。未能实现数码化改造的知识信息，将难免被湮没遗忘的命运。商品化，是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知识信息的价值和价格，进而决定了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随着信息资源化开发，知识也资源化了。知识在信息传播时代的不断市场化和资源化过程，会迅速扩充和加深知识对社会生活进程的影响。反过来，市场价值规律也会对知识生产发生调控作用。作为知识生产的最重要的主体的心性智慧条件，与市场规律、大众趣味及国家政策的关系也会更加复杂。
从另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新媒介的出现，数码化的趋势又为打开个人的传播空间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尼葛洛·庞蒂这样反驳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是讯息”定义：“在数字世界里，媒介不再是讯息。它是讯息的化身。一条讯息可能有多个化身，从相同的数据中自然生成。……思考多媒体的时候，下面这些观念是必不可少的，即：它必须能从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种媒介；它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⑩且不说CD-ROM、CD-I、VCD、DVD等媒介，如果身处在宽带的电子网络环境中，人们可以享受到形式更丰富、在交互中不断变化和充实的文本，从而进入到漫无止境的传播交流过程。数码信息传播技术使个人与媒介的关系显得越来越紧密。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取决于他们获取、处理、传播信息的能力。由于电子网络社会的形成，人们的心理意识空间、人际关系空间变化了，电子邮件、宽带视频会议、可视电话、电子新闻组和公告板、远程登录、无数的个人和社团网页，使得个人和社团获得了掌控媒体的能力。此时新的价值伦理观的建设，就至为重要。自由和权力的伸张，必须相应地配合社会责任意识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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