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湖南《大公报》的新闻舆论对公(2)
2013-06-04 01:56
导读：此外，湖南《大公报》广泛联盟，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支持力量。湖南《大公报》在7月18号复刊的报纸上说：“同人等不自量力，于此次出版后，总想继续前
此外，湖南《大公报》广泛联盟，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支持力量。湖南《大公报》在7月18号复刊的报纸上说：“同人等不自量力，于此次出版后，总想继续前此固有的精神，把它发挥光大起来。负一分创造代表改革(舆论)的责任，甚望国中舆论辅助匡正之。”由此可见，他们认为独木难撑，只有获得国中舆论同心辅助，方能真正完成其创造舆论、代表舆论与改革舆论的责任。为此目的，湖南《大公报》与湖南各宣扬新文化的进步团体保挣紧密联系。首先表现在密切关注各社团活动并辟专版以报道。如健学会之成立、活动及数次演’讲，《大公报》都有详细报道，对于其演讲辞更是一字不落全文刊载，为其传播新思想而张目。其它如青年会等，对其消息也是有闻必录。还有就是直接参与社团活动。如《大公报》以报馆的身份参与湖南公团联合会，直接加入反抗张敬尧政府的斗争，以报纸为阵地宣传该公团的宗旨、目的。同时，为排除公团内分歧，联合力量，还以评论方式指导公团行动：“全国联合会与各界联合会，多义虽异，其为救国之动则同。且公团联合会正在筹备成立。对于新团体加入，想必欢迎。至谓公团二字，不及各界二字之广，则与公团人商榷变更，未始不能容纳。若欲公团之外，另组各界联合会，表示一种平民的精神。分道扬镳，同归殊途。只要有切实可行之办法，我赞同。总之，救国运动，系在同心协力，共赴一的。动于感情，争执意气，殊无谓也。”湖南《大公报》还让馆员或撰述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到各社团，协助并影响这些社团的各项活动，从而扩大湖南《大公报》在各团体中的影响。如《大公报》馆外撰述员毛泽东、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彭璜等都是新民学会主要会员；彭璜同时还是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席，1925年正式成为报馆编辑人员和执笔人。何瞻岵所办湖南《通俗报》被张敬尧封刊后，湖南《大公报》冒着被封的危险，披露张敬尧明以积欠经费迫使何叔衡“奉令解职”，暗中为言论压制，大声疾呼“无故撤换主持之人，又不令其脱然毕事以去，何足以鼓舞人才为
效力也。”湖南《大公报》主笔李一景侨、彭璜、龙兼公更是文化书社主要社员。他们参与文化书社各项社务；最早在《大公报》上刊布文化书社的宣言书《发起文化书社》和纲领性文件《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等等。还大量刊登文化书社的新书广告，如《新青年》的广告，使文化书社从一开始便和《大公报》紧密结合在一起。
正是湖南《大公报》在社会话语体系中树立了自己权威引导者的形象而使其对舆论的引导具有社会效应，才真正达到了“牖民智”，引导国民走自新强国的道路。
二、善于捕捉、追踪报道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准确地将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相合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召开世界和会，作为战胜国列席会议。国民都希望在巴黎和会上解决中日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以获得国家领土的完整。民间各界纷纷发表意见，提出种种方案，声援和会，为中国代表做后援。湖南《大公报》抓住契机，从1919年1月25日以《欧洲和会议开会矣》为题开始报导和会进程，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之前，详细报道了我国内各界关于山东、青岛问题解决的提议。以及和会会议上的解决方案。其中刊载了广州周嘉坦等发表的致国内各团体书——《国人对于欧洲和会之要求》，提出取缔欧战以来中日两国间“由强迫及引诱而缔结之一切条约、密约及此类合同协定”，废除中德两国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要求无条件归还青岛等。国民外交协会在湖南《大公报》上连日发表重要文电，要求“废更中国所受不平等条约及-以威逼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提出“改正关税税制，以自由制定为原则”等等。一时间，民众舆情日益高涨。《大公报》顺应舆论，一日之内，发表有关山东问题的消息最多达38条之多。在确定力争山东、青岛主权为报道中心议题之后，《大公报》将其提到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的中心位置。不仅仅是详细报道各界舆情和巴黎和会消息，还充分利用本身的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对消息做出详尽解释和令人信服的评论。当巴黎和会将山东问题议决，让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_的一切权利之后，《大公报》一日之内发表《山东从此已矣》的权威消息，同时配载龙兼公的评论《呜呼，山东休矣》，正式告诫湖南人，日本是“窃珠还椟”，山东省是“名存实亡”，进而指出“政府犹时以静待解决，聒吾民而莫之或悟。”开始号召、引导湖南民众行动起来为争国权而斗争。湖南《大公报》明确提出：“国家到了现在地步，尽怪外人，也是无益，专靠政府更未见得靠得住，现则大家都低头落眼，只等死期吗?不是不是……虽然到着死地，也要挣扎几下，才是道理。……大家当自己拿出真实力量出来，才能打破这劫，创开一条生路。……听说山东发起十人救国团，办法颇为得当……”在此号召下，长沙各界为争国权发起了国货维持会，抵制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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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于发现事件表象下所隐藏的问题实质，通过报道与评论激发公众的问题意识而行舆论引导之职能
新文化运动思想体系之一便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而这其中，在中国特定的男尊女卑环境下，解放妇女争取男女平等无疑是对抗封建专制的家长专制、家族专制的具体反抗行为。湖南《大公报》从创立伊始，就未
放松过对生活在专制阴影下的妇女的关注。认为“世间最可怜者，莫如中国女子”。并不断地对旧的婚姻形式进行抨击，如认为中国特有的“纳妾”制度是“将无数韵女子陷入到火坑里，女子人格从此就低了一层了，受人的轻视，受人的凌辱，人生幸福一点没有，罪孽是到死的那一天。”“有害于个人、有害于家庭、有害于国家。”在赵五贞自杀事件发生后，《大公报》以《新娘舆中自刎之惨闻》、《新娘自刎案前因后果》为题第一时间报道了此事，并将舆论指向于问题的核心：专制主义下旧体制旧道德旧婚姻才是导致赵女士死亡的真正原因。在《研究》专栏内对此进行专题研究，刊载社会各界来稿。由此，引起了社会上对此事广泛的讨论，在湖南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