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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业和新闻观念的发展

2013-10-12 01:02 ［摘要］本文运用逻辑与一致的，考察了20世纪业和观念的，并把它划分为5个历史阶段：观念启蒙、“以为本位”时代、大众化与宣传并存的时代、非市场化时代和信息化市场化时代；认为其发展蕴涵着逻辑、文化逻辑和逻辑，从这里可以把握20世纪中国业和观念发展的丰富意义。 ［关键词］20世纪；业；观念；发展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理性的人总是充满忧患的，同时，忧患又是人的道德情怀的流露。当时间老人以惯常的节奏揭开2001年新的一页的时候，人作为反思的动物，很自然地以千年、百年为跨度来衡量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的一切，而其理性和道德情怀又指向错综复杂的现实与扑朔迷离的未来。对中国人来说，千年、世纪概念的获得，更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产物。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被卷入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潮流之中，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世界发生了广泛的联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正是在这种广泛的联系之中被逐步溶解。同时，中国原来的发展进程也被截断了，被迫成为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东亚的中心变成世界体系的边缘，发展趋势由本位自然走向变为对外参照走向，文化心理态势在一度封闭排外之后由内聚转为外向，从而在屈辱与自强、困顿与自救、保守与激进、封闭与开放相交错的过程中走进了与西方进行全面接触的交往时代。中国的业正是这一交往时代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部中国史正是中国进入交往时代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中国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审视百年中国业与观念的演进？一种传统的做法是，在体例上以政治运动的分期来排列史实，自40年代章丹枫的《近百年来中国报纸之发展及其趋势》采用此法以来，学界似乎习惯了这种做法。但仔细想来，这种做法既模糊了对业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的整体观照，又限制了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业历史命运的整体观照，从而使史变成囿于民族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史或政治斗争史，使观念的演进变成政治观念演进的一部分。用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来看，以政治运动的分期来排列史实，其实质在于，它忽略了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物质生产与交往的需要，遵照在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史，幻想着政治斗争、阶级矛盾是发展的动力；而且所描述的政治斗争、阶级矛盾囿于狭隘民族范围之内，因而，对中国史的描述也仅具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地方性意义”，使人看不到中国业与全球业之间那种业已存在的联系(1)。另一方面，单一的政治视角简化了存在于发展史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从而缺少对业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的整体观照。另一种传统的做法是，把中国史当作纯粹的事业史对待，就论，极少放到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中考察，而是按时间顺序、史实的简单组合构筑着封闭的体系。显然，这种做法又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是人类历史性的存在而非狭隘的事业性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再详细的史料收集与考证，再广泛的地方性、专业性史料的，也摆脱不了狭隘的体系和视角。看来，这两种做法都不适合于我们用来审视百年中国的业发展与观念的演进，但同时又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深入到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物质生产与交往的需要中去，从那里去寻找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去发现观念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广泛联系；深入到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中去，从那里去认清观念演进的历程与方位。 通俗一点说，我们所要呈现的是，那些以为业的人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曾经做过什么，又曾经如何思考的制作？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其意义和价值何在？而这样呈现的目的无非是弄清楚：中国的业该怎样存在？以为业的人们该怎样思考的制作？显然，业的发展离不开观念的导引，而观念的演进又是以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实践为背景的。因此，要得到真实的历史图景，就必须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这种思路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历史进程： 其一，从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从业者把发源于19世纪中叶的观念启蒙推向高潮，使业走向化。19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后，一方面，西方观念像一阵风似地吹过来，另一方面，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外来的事物。林则徐以睁眼看世界的豪情和“采访夷情”的心态搜集外国人在广州、澳门出版的各种报刊，请人翻译汇编成《澳门纸》，他的译报想法在魏源那里演化成“夷情备采”的主张，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服务(2)。随后又有洪仁在《资政新篇》中首次论证报纸的意义，把它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真正开启中国近代观念启蒙时代的人应首推王韬，他在主持《循环日报》工作的10年（1874—1884）间，不仅开创了新的报章文体，而且还撰写3篇专文表达报学思想，在开放的心态和“君民共主”的政治思想层面上要求清廷放宽言禁，阐明报纸的信息、监督与教化意义，而这成了启发后人理解、走进、研究的重要一环。随后，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扮演近代思想启蒙者角色的同时，继续延伸着观念启蒙时代，启迪人们去认识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开创文体和近代化报业。当20世纪新的一页翻开的时候，这个观念启蒙时代已进入异彩纷呈的发展期，直到辛亥革命后以为本位的时代取而代之。 其二，从辛亥革命到30年代左右，人们全面、系统地思考与业务，走向以为本位的时代。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块历史界碑，它标示着共和时代的来临，也刻就了后来中国宪政近百年的沧桑。从此，媒介环境开始发生悄悄的改变，首先是言论出版自由由理想转变为一种实践。在武昌起义胜利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把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民主原则之一，加以倡导和推行，废除了《大清报律》等前清有关报刊出版的法令，同时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以形式确定下来。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民主自由意识得以加强，一个突出的事例是，1912年3月，报界共同抵制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的《暂行报律》，对其中的不合法与伤害言论出版自由的现象进行猛烈批评，认为“今统一政府未产，民国国会未开，内务部拟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3)孙中山以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接受这一批评，明令撤消《暂行报律》。这既体现了民初报人的法律意识和言论出版自由意识的加强，又呈现了革命派在执掌政权后认真接受报纸和舆论监督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初的一个短暂时期里，在革命潮流的裹挟下，立宪党人、旧官僚，甚至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也摆出一付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4)，毕竟也反映了一种时代风尚。与此同时，报纸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制造舆论逐步被反映舆论、代表舆论所取代，此外，一批崇尚民主自由、担当社会道义的报人开始致力于发展独立于政党之外的事业。随着《申报》、《报》、《时报》、《时事新报》等在实业化浪潮中先后实现化，一些报纸开始面向媒介市场、面向读者。所有这些，都使业务发生转向：政论的主体地位被报道取代，一些报纸以的优势争取读者，确立自己的地位；言论取“不偏不倚”的观察家姿态(5)；报纸的兴奋点由政治转向文化，设立各种专刊、专栏、增刊，以传播知识，走进都市文化的中心地带。 在这种背景下，观念启蒙时代的那种政治色彩渐渐褪去，代之以在更为开放、民主、自由的心情中，把报纸和置于世界交往体系中加以考察，追录传播之道(6)。邵飘萍当时把业的发展趋势归结为“以为本位”，其实，观念的演进也相应地延伸到“以为本位”的时代。 其三，从30年代到49年，业走进大众化与宣传并存的时代，人们对理论与业务问题的思考向纵深发展。到20年代末，随着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展开，业发展的文化背景发生了较大的改变。1929年林伯修（杜国庠）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一文中，首次论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从此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长时间的大讨论，并由以前的民众，转向“到大众中去，向大众”和“向群众学习”的文化立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于1934年展开大众语言讨论，指出大众语言应该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并且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7)。在这种文学与大众结合的思想浪潮的裹挟下，与大众的结合也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办报思想。当然，这种办报思想的流行，还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其一是报纸企业化的成熟，报人们更加注意面向读者，寻找报业生存的空间；其二是政治斗争与民族危机愈演愈烈，各派别的报人以及许多独立报人大多认识到，要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要教育民众、引导民众的新生活，就必须使和大众结合起来，真正为大众服务。这两种背景与文化背景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业发展的某种特定的时代风貌；大众化与宣传并存，同时，也使得的大众化理念与宣传理念具有了某种新的内容。 其四，从1949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被纳入意识形态轨道的非市场化时代，传播与组织传播合二为一，人们转向“以党报为本位”的研究，偶尔在“本位”层面的思考，也被笼罩在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中，逐步单一化、简单化、经验化，直至只停留于“学习”、“领会”某种宣传政策。1949年对于中国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人民对旧中国的事业进行了接收和改造，使人民全面占有事业，成为传播主体。这时，出现了两种具有强烈对照意味的现象，一方面是人民事业的多样化发展，除各级中共党委机关报外，各种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和专业部门的报纸纷纷创刊；以接收的国民党广播电台的设备为基础，以解放区广播干部为骨干，迅速建立了从中央到省、市和地区的广播网(8)。另一方面是私营报业的迅速萎缩，据统计，1950年3月，全国私营报纸58家，到1951年底为31家，到8月下旬，只剩下25家，到1952年，所有私营报纸都变为公私合营报纸（后来又逐渐退还私股），继而成为公营报纸，实现了凡报纸皆党报的一统局面(9)。这就是中国业的“非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业从此被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人们开始把传播归入组织传播系统中，进行“以党报为本位”的研究。 所谓“‘党报’本位”的鲜明特点是，以政党学说话语代替学学术话语，把党报的特殊规律当作事业的一般规律(10)。不可否认，这种从延安时期传下来的观念，蕴涵着一个思想资源，即“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这种“‘党报’本位”的观所秉承的是“一元化”的发展观，所追寻的是计划经验体制下的统一的舆论宣传，因此，在1952年党报的一统局面出现后，“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仅仅是一种失去了制度支撑的口号或道德信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人们拥有这一道德信条的时候，才会把思维的触角伸向规律问题；而一当人们被政治斗争牵扯，开始远离这一道德信条的时候，规律问题就会被冷落或抛弃。“非市场化时代”的观念演进，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其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业步入信息化、市场化时代，以为本位的观念开始回归，对规律的全方位、多视角、动态化的思考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顺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改革悄然启动。1979年3月，全国工作座谈会统一界的思想，决定实现宣传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转变。1980年，部分人大、政协代表提出制定“法”的提议，到1984年，人大成立法研究室，引发一系列以法为中心的改革大讨论。在重建了业的多样化、多层次结构后，市场逐步形成，报纸、广播、电视之间的激烈竞争达到空前程度。界开始从“党报本位”理论回归“以为本位”的理念，的信息功能得以强化，各大媒体都把时效、信息量和抓重头放在首要地位，特别是广播、电视都注重播出“正在进行”的消息。与此同时，的舆论监督功能也凸显出来，从1980年开始，揭露“农业学大寨”的虚假性，报道“渤海二号”钻井船沉没事件、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事件、吉林北站扩建工程扯皮事件、大兴安岭火灾等，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据统计，1983年至1985年间，各媒体报道的有关官僚主义和干部犯罪案件共476件，形成了舆论监督的强大声势(11)。更为重要的是，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走向开放，成为人民参政议政的公共论坛，“舆论一律”的观念也从此渐渐消失。到90年代以后，改革走上“快车道”，媒介产业化、集团化、化，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总的来看，界的主流是坚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方针，不断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和深度，体现了新的传播观念。这时，报道观念、媒介经营管理观念、广播电视观念等都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新的旧的、人文的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观念场”。市场化信息化时代的观念已与当代改革和全球化浪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也许，任何历史分期都有简化历史、图解历史之嫌。为了避免这样一种结果，我们还必须采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去细腻地呈现20世纪业发展和观念演进的逻辑。
地看，正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开启了人的办报观念，一扫传统邸报的陈腐气息，也正是那些或接受西方或与外国人较接近的中国文人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一页。从《强学报》在1896年发表的《开设报馆议》一文中我们就能强烈地体会到这一点。该文在参照西方近代报业的后，以古代的采诗活动类比“新报之纪事”，提出“盖诗者，即今之新报”的观点，今天的人们很容易把这当作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文化本位心态所呈现的荒谬之论，但同情地理解，这里面也包含着在参照西方的过程中更新传统的意味。这篇从信息传通与发展的角度进行中西比较的，虽然并未对“上下内外，壅塞耳为（目），民隐莫达”的、和文化原因进行深刻揭示，但它能从信息传通与社会发展的角度导入西方的报业观念，变通采诗之法和邸报之法的原始意义，确立报纸的地位，已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蒙意义了。该文随后提出办报有六利，即“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这种新的办报观虽有着“以智治愚”的单向传播思路，但它已把报纸引向社会政治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已赋予传播者面向大众、指导大众的社会角色，其进步意义已是无可否认了。该文刊出的同年，梁启超又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明确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理念，主张报刊应做到“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术要书”(12)，试图以报纸激活国家政治文化血脉。翌年，吴恒炜发表《知新报缘起》一文，认为报纸是“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更为形象地表述了报纸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在参照西方报业的发展之后，作者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发展与报业的关系：“故国愈强，其设报之数必愈博，译报之事必愈详，传报之地必愈远，开报之人必愈众，治报之学必愈精，保报之力必愈大，掌报之权必愈尊，获报之益必愈溥”(13)。在这里，作者把国家发展与报业网的建立、传播与传播范围、传播权及其保障、传播效果以及报业一一联系起来，俨然把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中心。虽说这些维新派的办报人士在“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的笼罩之下，只想到上下内外之通与“国事”的关系，把报业与政治的联盟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实践，严重忽视了报业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广泛联系，但由于他们已处于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之中，即已处于破除传统的“天下”观念所形成的“华夷之辩”的思维模式，树立把中国纳入世界之交往体系的“国家思想”的过程之中，因此，他们又在客观上把对报业的思考引向了人类精神交往的广阔时空之中，从而为20世纪中国业的发展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思想之路。 与此同时，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潮流的冲击下，业逐渐进入中西文化互动过程的核心。历史地看，传播业的兴起在西方是近代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在中国则是西方文化的结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它就由受制于传统文化的边缘状态移入引导中国文化转型与创新的核心地带，成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其兴盛与发达被看作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道理和指标。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确认，“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14)，以后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5)的评价。其实，传播媒介不仅直接推动社会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这不仅是内容的功效，业及传播形式本身的发展演变，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制约作用。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中国的近代报刊无论分类、编辑、印刷、经营、发行，从形式到精神都全部模仿西方，打破了官报独占的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特点，如民办报刊的增多、民间印刷出版业的兴盛、民间发行的形成、内容的社会化、读者对象的民众化(16)。这样一种特点导致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产生了多重的社会效应。显而易见的是，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人际间的经验化的文化传播形式，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和传统精化的垄断局面，促使都市通俗文化迅速浮升，不断刺激人们对于文化知识和信息的普遍需求；并以巨大的魔力使得知识群体摆脱对专制皇权的依附状态和向心运动，重新确立社会良心载体的地位，营造出民众广泛参与、思想流派纷呈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17)的威力，发挥知情权和表达权，同时也把中国文化引向了面向世界的发展道路。媒介的这种文化表现已实实在在地说明了它本身既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虽然技术与工商业的优势曾使西方文化反客为主，战争曾简化了中西文化传播的手续，宗教也扮演过中西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但真正完整呈现并参与中西文化的全面接触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涵化”过程，真正在社会主义领域取得决定性和关键性领导地位的，应该说还是媒介。后来的历史证明，只要中西文化处于交流的过程之中（专制、封闭状况除外），包括媒介在内的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就居于这一过程的核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由此可见，我们在回顾20世纪中国业与观念的演进时，不得不关注其中的文化逻辑。仅在写作层面，就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资产阶级在救亡图强时期所表现的奋发求变的文化精神，便被梁启超政的自由放纵、感情充沛的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所承载；“五四”时期自由洒脱、开放灵活的文体规范，则强烈地体现了民主、崇尚个性自由的文化立场；解放区报纸强调生动鲜明、朴实通俗的群众化文体规范，则与当时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文化风尚相适应。而对大多数中国记者而言，感时忧国、文以载道的精神传统突现了政治观念对文体的影响，使文体结构偏向于的教化功能，诗学、戏剧文化传统使叙事结构侧重于抒情性细节，强调写现场情景和人物思想感情的细节，以达到以情动人。在改革开放以后，精神气候的变化，文化观念的转型，使人们有意识地在关注人、重新确立人的价值的层面，思考文化创造的本质，从而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十大变化：其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凸显的信息功能，满足人的信息需要；其二，从回避现实矛盾到面对现实矛盾，推进的舆论监督功能的实现，复活人的主体意识；其三，从灌输式到讨论式，从舆论一律到舆论不一律，尊重受众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体现传播过程中人与人的互动；其四，从终极式报道到动态式、进行式报道，使人参与到事件发展的进程中；其五，从单侧面报道到多侧面报道，重建的客观理性精神；其六、从单纯强调的指导性到注重的服务性，强化了为人而存在的价值；其七，从单向传播到受众参与性的增强，使传播更能再现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更能满足参与传播的人们对文化意义的分享；其八，媒体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的转变，又在多功能的建构中分化出多种新媒体，全面覆盖人的生活领域；其九，从多媒体竞争到多种媒体的优势互补，形成了多样性统一的媒介文化世界；其十，从非市场化转向媒介市场的建构，强化媒介经营管理意识(18)。 如此看来，每一次实践的变革，每一个实践的故事，每一种实践的细节，都有我们必须去体验的文化内涵。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其中的政治逻辑，这种逻辑不仅仅是指观念的演进与政治使命的单一因果式的联系。内在地看，这里的政治逻辑还应理解为人们围绕的自由传播而展开实践和观念的表述，它是业的发展与观念演进的内在动力。诚如美国史学家埃默里父子（Edwin Emery & Michael Emery）所言，“社会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息和思想的传播，为了要冲破那些为阻止消息和思想的传播而设置的障碍，有不少男男女女进行了持续的努力，这部历史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以此为主题的”(19)。从这一角度来看，传播受制于专制力量、其实就是自由的传播的障碍，20世纪中国业与观念正是在不断突破这些障碍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在最初的观念启蒙时期，中国业能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转变，是与当时的报人不断向封建言论控制挑战的过程分不开的。从报纸要替皇帝“宣情达德”，到对报纸的“去塞求通”功能的认识，再到“监督政府，向导国民”观念的确立，每一步都是突破专制的束缚的结果。而在走向本位的，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等人对观念的现代建构，对的独立品性的探求，都蕴涵着摆脱专制、追寻自由的实质内容。再后来，成舍我、邹韬奋等人的大众化办报风格，无不是在与专制的抗争中形成的。陆定一1946年《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无疑是对《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共产党报纸的发展及其观念的一个注释。如果把《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看作是回归传播的尝试，那么，在这种尝试的背后，是对新时代自由的一次可贵探索。尽管这种探索遭遇了挫折，转而让批判所谓“资产阶级观”代替对传播规律的探寻，以至于到1968年，“两报一刊”社论《把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直接让政治喧嚣取代研究，把理论论争演绎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阵地领导权的严重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生死搏斗”(20)。但观念的探索并未因此而中断。在专制盛行的十年“文革”，也有像恽逸群这样的老工作者继续探讨的真义，以一篇《论新八股》痛斥代圣立言式、独断式评论。世纪末，正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思维把中国业带入信息化、市场化时代，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时代所贯穿的回归传播规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解放思想，追寻社会主义自由的传播的过程。 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才能从与政治的纠葛中超越出来，真实而生动地呈现20世纪中国业的发展与观念的演进。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其中的经济逻辑，即围绕如何争取消费者、建立自由的媒介市场而展开的巨型的实践和观念的表述，追求在广阔的市场中进行传播，实现其最大的传播效果。自外国商人和商行在中国创办《上海新报》、《申报》、《报》等报纸起，中国业的发展就被牵引上经济的轨道，受到自由的媒介市场驱动。《上海新报》和《申报》这两份由英商办的报纸在19世纪70年代所展开的一场厮杀，即是这种经济逻辑的呈现。为了争夺媒介市场，后者不惜压低报价，抢走前者的一些老订户，并针对前者的弱点，设置文艺性版面，吸引文人墨客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来；而前者则以改革版面、增加内容、美化版面、降低报价等措施应对。尽管最初的中国报人并不习惯也并不屑于这种竞争，然而，当他们专注于业的生存与发展时，也不得不被媒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牵着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业就开始进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媒介不得不考虑商品交换原则对工作的影响，注意市场对媒体的选择因素(21)，从安岗最初提出“研究我们的读者”，到今天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受众研究，从安岗最早提出《市场》报要“面向生产者和经营者，面向消费者，面向中国和世界市场”(22)，到今天，“媒体就是服务”、报业集团化理念的确立，诸如此类，无不体现了市场的影响。同时，国家不再过多干预媒介的报道活动，高度集中的报道模式正在被独立报道的机制所代替（当然，这不包括各级党报和其他机关报），竞争机制得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传播规律的一系列探讨与试验，无不是对自由的市场的求索。 当然，历史是由人写就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因素。今天，我们在回顾20世纪中国业的发展与观念的演进时，不得不认真关注那些惨淡经营的人，那些深思熟虑宗旨与方针的人，那些以为业而又引领思潮的人，那些把握采访、写作、编辑、评论风格的人。正是他们的创造与思考才使中国业多姿多彩地发展到了今天。当我们把他们的创造与思考同百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的时候，20世纪中国业的发展与观念演进的丰富意义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注释： (1) 参见单波：《“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中国业的整体观照》，载《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 (2) 参见胡太春：《中国近代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3) 《中国出版社史料》补编，上海杂志出版社1953年版，第185页。 (4) 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3页。 (5) 参见秦绍德：《上海资产阶级商业报纸的发展道路》，《研究资料》（第5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6) 参见陈力丹：《论学的启蒙和创立》，《现代传播》1996年第3期。 (7)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8) 参见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4页。 (9) 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事业的接收和创造》，载《研究资料》第3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10) 沈莉：《中国学原理建构的宏观考察》，《与传播研究》1998年。 (11) 参见杨开煌：《社会主义“自由”之评析》，载《论坛》（）1994年第2期。 (12)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 (13)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 (14)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2日。 (15)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16) 参见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571页。 (17) 《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7日。 (18) 1999年11月16日，樊凡教授访谈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此处的十点看法乃根据艾丰的观点整理、补充而成。 (19) （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史》，苏金琥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20) 见《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所谓“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日报》，是“文革”期间最“权威”的机关。 (21) 刘建明：《现代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22) 安岗：《<市场>报和市场》，载《业务》1981年第2期。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