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战后英国国有化运动(3)
2013-05-22 01:29
导读：具体地说，二战后的英国，工党政府所标榜的“混合”目标，是凯恩斯主义与费边主义 共同倡导的。从韦伯夫妇到拉斯基，历来要求“消灭贫困”，“合
具体地说，二战后的英国，工党政府所标榜的“混合”目标，是凯恩斯主义与费边主义共同倡导的。从韦伯夫妇到拉斯基，历来要求“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以及把若干部门的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使公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并存。凯恩斯主义则认为，在政府调节经济的各项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调节手段，而财政调节手段之所以能发生作用，关键在于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预算，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这样，政府的干预就能把过去社会中的单一的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可见，实行“国有化”最终是为了实现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经济稳定的目标。
此外，二战后，英国经济再次遭到重创，经济实力不可挽回地衰落了，人心向往工党倡导的战后新社会。同时，保守党开始反思２０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仅仅放弃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实行凯恩斯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辅助以若干的“制度”方面的改良措施。正如昆廷·霍格所说：“如果你不给人民以社会改革，他们将给你社会革命。”这就使凯恩斯主义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接近不仅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也具有政策上的必要性，使工党和保守党达成共识成为可能。
国有化加重了“英国病” “英国病”是研究英国近现代史经常要提到的一个概念，大致认为：２０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英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实力地位下降。二战后，工党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主要是作为社会改革和经济调整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而被推行的，其目的在于医治“英国病”。不可否认，国有企业为50—60年代英国经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但进入70年代，国有化的弊端愈益暴露，国有化成为“英国病”进一步激化的一个主要且难以回避的因素。国有企业的弊端有三：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一是“性”与“企业性”的对立。国有企业是“公共性”与“企业性”的综合体。一方面，国有企业所有权归政府所有，受政府的监督和限制，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企业的性质，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要求获得一定的利润。这两者之间并非是天然协调的。“企业性” 要求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公共性”要求企业以公共利益为第一目标，一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加强，突出企业的“公共性”的一面，国有企业将可能严重失衡而陷入困境。二是英国国有企业“先天不足”。不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在战后实行国有化时，并未把它作为一项长远的经济战略，而仅仅作为实现凯恩斯主义需求政策的一种手段。在艾德礼执政期间，政府只是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承担非赢利的社会事务，以取得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工党政府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国有化计划。２０世纪70年代，希思政府更是把国有化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通过限制物价指数的上涨，使大部分国有企业严重亏损。三是“后天失调”。英国政府在实行国有化的过程中，在宏观和微观上，不断加强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不仅掌握企业的权，而且发布名目繁多的政府指令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非赢利性社会责任，企业内部的刺激机制和创造力逐渐丧失。有时甚至还直接介入企业的劳资谈判，常常使一般的经济性问题演变为风波。［6］从上世纪60年代起英国政府认识到国有企业亏损的严重性，于1961年、1967年和1978年先后颁布3个国有企业白皮书，以减轻国有企业的财政束缚，力图扭亏为盈。但这些努力都由于缺少切实可行的措施而失败。正是由于国有化存在这些弊端，随着国有化的不断推进，对英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大学排名
首先，国有企业的低效率。1976年，英国国有总产量年均增长率仅为1.1%；1978—1981年，英国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为16.8%，而产出比重只有10.9%。这一时期，支配英国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的糟糕表现直接限制了其它企业的发展，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停滞。
其次，国有企业挤占大量资金，加速了英国的通货膨胀。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实现政府特定的社会目标，必须维持国有企业的运营。在1973—1980年，英国政府以贷款、赠与、注销等形式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累计高达205亿英镑。英国政府仅对煤矿、铁路和钢铁3个国有部门的财政补贴，在1978—1979年度竟达到18亿英镑。国有企业获得的资金越多，私人企业获得的资金就相应减少，国有企业挤占了私人企业的资金。这直接造成英国制造业（除了造船和钢铁行业，其它大都是私人企业）的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经常依靠扩大公共开支，人为刺激需求，结果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75年竟达到24.2%。
最后，工会势力的膨胀加剧了劳资关系的紧张。二战后的英国工会不仅人数多，而且权利大。英国工会及其活动享有合法地位，工会在劳资冲突中享有普遍的豁免权，工会代表有权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谈判，即所谓集体谈判制度。如果集体谈判是在整个行业的层面上进行的，那么，行业工会和各大企业主之间达成的协议就将在全行业内执行，哪怕某一企业工会力量很小，也能从中受益。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感慨地说：“我们不能碰的机构有三个：（皇家）禁卫旅、罗马天主教会，或者是全国矿工联合会。”在英国，工会主要专注于劳资之间的讨价还价，如果工会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工会就以罢工相威胁。战后20多年，英国经济处于繁荣发展阶段，工党和保守党在共识的框架下，采取相近的经济社会政策，加上总体上各个工会也比较配合，劳资关系相对比较平稳。然而，从２０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劳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工会用罢工来胁迫资方大幅度增加工资以抵消通货膨胀中的损失；可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工资的增长，结果只会造成生产力激增，带动物价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而这又成为新一轮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起点。进入２０世纪70年代，工会的权力不仅影响到政府各项政策的推行，还直接关系到政党大选的结果。在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打击下，1974年的希思政府在“到底是谁统治英国”的哀叹中下台；1979年4月，卡拉汉政府在大选中被撒切尔夫人击败。这一切说明，劳资关系的恶化使英国病复杂化了。
综上所述，到２０世纪70年代末，困扰英国的国有化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国有化之所以加重“英国病”，造成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劳资关系的紧张，根源在于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英国战后“共识政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国家干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各种政策。因此，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扭转英国的颓势，她试图摒弃凯恩斯主义，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撒切尔革命”。
参考文献：
［1］Kenneth O. Morgan. Labor in Power 1945-1951,1986：98
［2］Chris Gook、Ian Tator. An Introduction to Its History Structure and Politics. 1980：9-10
［3］David Dutton. British Politics Since 1945. Lon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nsensus. 1991：7
［4］R. S. Sayers. A History of Economic Change in England 1880—1939，1978：87
［5］钱乘旦等. 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106
［6］缪开金.战后英国国有化中的政府行为. 教学问题，1999(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