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地理环境与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2)
2013-06-03 02:28
导读：安身立命的根本。有经济头脑，擅长多种经营者，往往在发家之前从事商贸活动，发家后很快把资金转到土地投资上。不管其致富的方式是力农致富、农商
安身立命的根本。有经济头脑，擅长多种经营者，往往在发家之前从事商贸活动，发家后很快把资金转到土地投资上。不管其致富的方式是力农致富、农商致富或农工致富，在致富后，多把资金投入土地中，惟独客家人有独到的理解。康熙五十九年入川简阳的广东客家人钟宏予，靠勤俭起家，60岁时已成当地的富族。在力田之余，钟氏一家还经营了盐店和屠行，生意颇好，但就在生意发展的黄金时期，钟氏“将盐店、屠行出顶，其器械大半相送，不日顶出，将钱收回”。其原因在于“第恐后人瞒心昧己，纵饶裕必不可长久，倒不如生意莫做。依祖规耕读传家，自有出头日期”，从此钟氏“家务亦极顺畅，资财日见丰饶”。钟宏予看来，经商固然能发家致富，但俗话说得好“无商不奸”。长期从事商业活动，“恐后人瞒心昧己”，有损家风，于是将商铺低价转让，继续买田置业，走耕读传家之路。“试看那不读书的人家，不但粗蛮，不知礼仪，子弟口飘流浪荡，虽家累千金，不旋踵而销亡矣。亦不得因未成名之故，遂淡了送子心肠，那读书求敦实行，不单为功名也。”俗话说“书田无税子孙耕”。在钟宏予看来“门风要紧”，关键是要读书识礼。因为钟宏予回祖籍广东时，其族人曾告诫他，“钱可积，书宜读，门风要紧。此数语兄回川必常挂齿颊，以训子孙”。
二、社会环境与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
从社会环境看，有两大环境因素对四川客家的耕读文化产生影响。即质朴无华的民风是客家耕读文化形成的重要环境因素，而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是客家耕读文化的原动力。
1、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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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移民社会中，客家人与湖广人两大族群的互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客家人被湖广人称为“土广东”、“苕管儿”，两者明里暗地都处于斗争中。尽管四川不存在类似于台湾、广东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和械斗，但移民与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
四川移民社会两大族群相互之间产生“鲶鱼效应”。正如庄英章先生指出，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的客家学，其特性就是以族群间的互动关系，讨论族群内的社会文化。当客家移民离开原乡到达四川，在再生或者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中，族群互动是主要的动力。笔者认为，影响客家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族群间的互动关系。在族群边界明显的地方很容易产生族群冲突，从而产生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人只有在面临生存压力情况下，才会激发自己的潜能。汤因比指出文明诞生于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不是非常安逸的环境，困难愈大，刺激就愈大；挑战的强度越大，应战的办法也越是新颖而富有创造性。在安逸的社会环境中最易安分守己，而在族群互动的地方很容易产生“鲶鱼效应”。由于鲶鱼群中出现了外来竞争者，它们的潜在活力被激发了，克服了潜在的惰性心理，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鲶鱼效应”带来生存危机感，激发内在的潜能。客家人与湖广人之间的族群矛盾较大，族群互动明显。如在川南，李宗吾回忆，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在川北，湖广人与客家人(广东人)的界线是分明的，其感情难以融洽。“湖广籍人民，对于闽粤籍人民的歧视，乃其一例”。郭沫若的家乡沙湾，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特别强烈。“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时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主客之间“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斗争”；“保卫团的团部设在福建人的会馆天后宫。土著以杨家为代表，凡事都要和客籍人为难”。“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客家人始终处于生存危机中，始终保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族群间的竞争起到催化激活的作用，土、客冲突表现为人才的大比拼。如乐山沙湾，“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开办了一所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惠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族群互动中族群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人才的竞争。正因为这种鲶鱼效应，崇尚名节的客家人为免受湖广人的歧视，为保持家族地位和声望，把读书、发展教育看成其文化适应策略和生存策略。客家人会举全族之力来培养本族的读书人来支撑门面，因为科举人才是提升家族社会地位、取得当地认可的重要保证。因此，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文化与教育资源的竞争，并形成“崇文重教”的耕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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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朴无华的民风
客家人有择善而徙、择善而居的习俗。客家对居住地的选择反映了客家人的耕读为本的理念。因为从居住环境看，客家人人川定居首选民风淳朴的耕读环境，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读”，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
某地风俗的“厚”、“薄”反映耕地状况和儒家文化的教化程度。即一方面由于地广人稀、人民相安无争。如铜梁县在康乾时期，“风清俗美，讼狱希简，人民富寿”；光绪时，由于“生齿日繁，有人满之患，因之风气不古”。另一方面民风的淳朴是某地儒家文化的教化结果。如清初什邡县移民较多，“生气斗讼，往往有之”，到嘉庆时，由于“近日时加劝谕，习久相安，渐归醇厚”。因而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读”，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
客家人的迁徙过程也是对居住地环境的选择过程，因而追求民风淳朴的环境是客家人迁居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因素。清代闽粤赣等地的客家人入川“实为室家之计，为子孙之谋耳”；“为吾子孙觅前程生计耳”。如新都周氏先祖仁德公在宋元时由福建迁广东，因为“东粤之地风俗醇厚，堪为子孙长久计”。客家人看来，居住地良好的民风环境不仅对耕田创业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子女的教育成材。
从四川客家的分布看，呈现两大特点：特点之一是多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区。四川客家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区域：一是成都平原周边的浅丘或丘陵地带，二是川中的简阳、资阳、资中、内江等丘陵地区，三是川北仪陇、广安及川南的广袤山区。也就是说，客家人似乎有意无意延续了祖先对于居住地选择的古训。特点之二是四川客家分布出现西多东少的特点，具有“尚文”的民风；“巴有将，蜀有相”，概括了四川东、西两地的文化差异，即出现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尚文”，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尚武”的风尚。客家人人川似乎意识到这点，以至今天四川客家呈现西多东少的特点。研究表明，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减少的特点，而广东、江西等省移民则往西分布越密的规律。四川客家多分布于川西地区的成都东山地区和沱江流域，而川西民风尚文，这与客家人尚文相一致。客家人入川过程中注重对“尚文”居住环境的选择，这在客家族谱有记载。金堂作为客家聚居区之一，是因为“俗朴民纯，文风亦骎骎之日盛”。妇如雍正十二年(1734)从广东入川的陈宁相，初到泸州，“以俗薄且耕种亦不如意，遂离去”，后到东山“观其俗咸敦朴，不事浮华”， “公遂佃其田而迁居焉”。雍正五年(1727)从广东长乐入川的张大梁，至荣昌佃耕不如意，“将往邻水，途遇乡人述其风土人情，遂不果”，后迁新都县石板滩乡定居。福建移民魏德瑞的父亲，乾隆初入川，“见升庵之里有醇俗焉，始寄居陶朱以起家”。魏氏居住于四川新都县桂湖，是仰慕四川新都桂湖醇俗的民风，而这里正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的故居所在，文风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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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东客家人钟宏予在入川路上对选择新居地认真考虑过，即对迁居地要求是，“但至蜀，或佃或买，务择仁里，莫居闹市。又莫太远，以免他日完税过粮、考试下场，嫌其路远”。钟宏予强调安家落户要离城市较近，以方便子弟读书考试；但住城市又“盖深恐俗染之污坏，厥子弟故也”。因而选择城乡交接处民风淳朴的“仁里”。“仁里”代表客家移民最理想的人居环境。钟宏予入川后定居简阳，因为当地民风和地理位置都令人满意。在民风方面，简阳“绅士之家多崇俭素，子弟亦少纨绔之习，饮食尚俭约，犹有古风”；在地理位置上，简阳“邻于会府而有江山之胜”。因此，简阳无论是业农、从商还是子孙接受教育都有便利的条件，是四川客家移民心中向往的“仁里”和乐土。事实上简阳也确是清代四川客家移民比例最高的聚居地。耕读为本的客家，从生存需要看，以耕为主，因而离不开农村和土地；但从发展角度看，又要强调“读”，因而要靠近城区，因为城市有优越的教育资源。这使客家对城市又有难以割舍的情感，在这种矛盾选择中使客家选择城乡结合处，这或许也是四川客家多聚居于成都东山地区的一大原因。
传统农业社会中，我国宗族对乡居还是城居有不同的主张。常建华引用族谱谈到客家与其他族群的不同之处，即客家从勤俭出发主张乡居。如广东五华客家缪氏为保证勤俭淳朴的家风，坚持乡居，反对城居，族规规定：“累世乡居，惠有定业，子孙不许移家住城，骄奢游惰，习俗移入，鲜有能自拔者。”显然，客家缪氏坚持过一种田园生活，崇尚淳朴节俭的民风；而江苏无锡郑氏，其看法则截然不同，主张“戒乡居，谚日‘乡村柴米贱，只怕子孙愚’。”。郑氏把城居看作是比乡居更文明的生活，对城市的向往体现出对教育的诉求。其实，客家反对城居是基于耕读为本的生计模式的考虑。四川客家以东山为主要聚居地，靠近大都市成都，是客家坚持既“耕”既“读”生活模式中对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往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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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客家耕读文化主要是客家适应“住山不住坝”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族群性的文化适应策略。“耕读传家”是生活在“孬田孬土”的客家人谋生存、求发展的手段，是客家人选择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的理想生活模式，是客家人融入主流社会而取得当地话语权的必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