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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张爱玲、张欣都市女性写作比较研究_现当代(2)

2013-05-05 18:07 知识或技能，为生存计，只能选择为再婚而奋斗的方式:在和“狡猾精刮”的华侨子弟范柳原追逐爱情的戏中，流苏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而柳原只想要一个情妇。最后还是一座城的沦陷成全了她。但是结婚后的.‘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拥有婚姻的流苏还是有点怅惘”。受过些许教育的女性的处境尚不如人意，无业可就无法自立的女性就更是只能依附于男人，宛如“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了还在屏风上”(《茉莉香片》)。于是，一个女子生下来最紧要的就是嫁.‘好”丈夫，而“好”的标准又必是家世好，有钱;最担心失嫁，嫁不出去的女子，便像川嫦(《花凋》)如花之易凋一般很快结束了生命。 
    张爱玲的笔下的女性，无论何种身份，尽管都曾有过充满七情六欲的情爱故事，但.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留情》，她们的命运都会归于苍凉和破坏。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感觉得到张爱玲从不愿意为残酷的人生寻找温情的遁辞，哪怕是一束幻想中的花朵她也不愿意给予。她所做的，只是站在悲哀苍凉的基石上，用其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也是一双冷得透骨的眼睛，冷峻而略带讥消地注视着笔下人物。有论者形象的将这种眼光称为“巫女”的眼光。这种眼光令张爱玲勘破人生的真相，因而她不仅无意于解救她们，而且还将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层垢积冷静地层层剥露，将生命的底部翻过来给我们看。葛薇龙的自甘堕落不单是外部环境的引诱，更是其自身欲望的驱使。她是眼睁睁看看自己走上了那条将一生悲欢强系于男人身上的浮萍之路。当然葛薇龙自甘为奴的心理最终伤害的还只是自己，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却用三四个亲人的幸福与生命抵偿了自己的不幸。七巧原本是被摧残者，是值得同情的，但长期的不幸并没有使她推己及人的关爱他人反而对别人甚至自己的儿女、媳妇实施了疯狂的报复。她折磨死媳妇后，又亲手断送女儿长安“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爱情，使之“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读来令人毛骨惊然。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与张爱玲深入古宅探询旧式女性内心不同，张欣是在飞彩的躁乱的外部世界里完成对系列都市职业女性(白领丽人)的抒写。在张欣的小说里，这些形象少了张爱玲主人公的几分苍白而多了一些明朗，即使是多愁善感的女性，也是光彩照人地出现在都市的舞台上。

九十年代的都市随着经济的转型确实给女性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文化舞台，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少有传统的依附性，也不再满足于贤妻良母的角色预设，而是要在经济浪潮中与男人们同台竞技，以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绝非偶然》中有何丽英不满足于官办公司的“人浮于事”，愤而辞职转投私人广告公司;《首席》中的飘雪和梦烟，大学毕业后双双投身商海，争当玩具市场的首席。然而，转型期的都市既是展示自我的大舞台，也是危机四伏的陷阱，对于这群背负传统，内心高贵的女性尤其如此。飘雪兢兢业业地在外扶持乡镇企业时，其销售玩具的成果不仅被男同事趁火打劫，取代了她首席的位置，而且其人格还受到了质疑，现实使她不由感慨:“想一想，女人真是麻烦，做花瓶让人看不起，做女强人又没有爱，两者兼顾吧，就说你依靠背景，牺牲色相。总之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本事。”实际上，困扰飘雪们的远不止这些闲言碎语，让她们痛心的还有情的失落。张欣深谙女性的心理，在《如戏》中她就略带调侃地分析道:“女人总是信誓旦旦把事业看作第一生命，其实爱情一破碎，什么都变得残缺不全了。”因此张欣笔下的这群女性，无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刚强也好，柔弱也好，都视情感庄严如生命，但在“全国人民都疯了”、“时代几乎发展到抢钱阶段了”的都市社会里，她们强烈的情感呼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爱的理想在处处可见的失恋、婚变中一次次失落。《此情不再》中的朱婴和《爱情奔袭》中的茵浓，两人都是爱不计得失地付出，可她们的男友在最后时刻都难以抗拒物欲的诱惑，离开了她们。情的失落带给丽人们的伤感尚未远逝，生活中更沉重的一幕便在等待她们，那就是，即便有爱，虽然有爱，在一个充满生的紧张的现实中，“爱又如何?”《绝非偶然》中车晓铜和何丽英曾倾心相爱，但在生存的压力下，丈夫不惜挖走妻子千辛万苦觅来的广告女模特，令妻子陷入事业的困窘中。《爱又如何》中可馨和沈伟如梁祝般美好的爱情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活压力，也开始猜疑、争吵，最后只能感慨，爱又如何?张欣作品中的苍凉气氛也由此生发开来。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但是张欣笔下的苍凉却不显苍白的面孔。张欣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开一扇小小的天窗”，为疲惫孤独和无奈的都市人“透透气”。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张欣的叙事文本中体现出善良、平等、善解人意和将心比心的话语姿态，也就是一个富有人情味〔而不是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的兽性爆发)的“民众大姐”的话语姿态。从这种姿态出发，张欣极少像张爱玲那样对作品中人物的不幸进行深层的探究和冷漠的嘲讽，她更多的是以一种成熟女性的体贴和宽容去理解红尘男女的言行，去抚慰她们的任何一点不幸，并试图救赎她们。体现在作品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尽管“身陷红尘”，有着凡俗的一面以及性格中的芜杂和行为失当之处，但最终都是“重拾浪漫”，奉献出至情至善的金子般的心:朱樱两任男友的爱情都被金钱买去，但当总经理欲以巨富收买她的爱情时，她毅然拂袖而去;文革《今生有约》作为私生女，受尽贫穷和白眼，她曾一度愤世嫉俗，但当伤害过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寻求她的帮助时，她最终愿意提供骨髓;《岁月无敌》中的方佩隐忍肝癌晚期病痛，为推助女儿成功，用生命实践了她所说的“爱是一种牺牲”……我们在此读出了张欣的“善良心愿”，即把都市变成诗意的“家园”，她要呼唤人性的真诚与美丽。也正因如此，张欣的这种叙事姿态给这个日渐冷漠、无奈、实际的世界带来了一丝温馨，从而也留给了人们一个关于未来都市的希望。 
    由于叙述姿态的不同，使得张爱玲和张欣都市女性写作的意义存在着差异。张爱玲以“巫女”的眼光俯视凡人悲喜剧时做到了“冷眼旁观”，这使得她与笔下人物具有特定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赋予她穿越生活表象的能力，并令其能直视都市人性的深处，因而其文本达到一种存在主义的深度;而张欣在以“民众大姐”的姿态看取世俗人生时却是倾情投人，这无疑影响了她艺术视野的开阔和思想上的高屋建氛，因而尽管在都市女性写作的视阂及大众化叙事方面有所突破，但其写作的文学史意义仍然是单薄的、勉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