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2)

    但遗憾的是，这几部教材除删掉一些过“左”的、长篇累牍、不合时宜的性套话，谨慎地、带有批判意味地引进西方一些观点，添加一些更富于人情、人性、性的新鲜例证，将起源论、创作论讲得更通俗，更适于教学外，其余一切，基本都徘徊在蔡仪、以群的界域里。

    随着思想解放潮流不可逆转，学术、理论上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也逐渐高涨。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艺学作为感受时代脉搏较敏锐的学科，其教材建设又开始受到重视。部曾出面，或延聘主编，或委托出版社，组织教材编写。成果陆续出版后，渐次在各高校使用，反响较好。于是，2000年通过《社科新书目》、《中华读书报》等发布性意见，将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文艺学导论》，或作为“面向21世纪”教材，或作为推荐教材，向全国推广。

    它们似可称为“第三代教材”，其出版时间不同（都做过修订），故理论视角、吸收新成果的范围、程度不同，但都保有当时条件所能容许的思想锐气。

    吴本80年代末出现，开始了剖判百家、力去陈言的新气象。评价再现论、表现论说“错误的理论也有合理的成分”，谈形象问题说“由于受苏联文论的影响，较强调文艺的形象性，而忽略其情感因素”，谈文艺与生活关系说“革命文学家往往以革命先觉自居，以为革命运动是他鼓吹起来的，其实不过反映了群众蕴藏的情绪而已”，谈创作过程说“作家如果变成机器上的齿轮、螺丝钉，成为领导手中的驯服工具，自我已经丧失，何谈主体意识的发挥？”……此类闪光话语很多，以前教材根本找不到。

    童本出现于1992年，由于被许多大学同时采用，曾引起过轰动。又由于其视角独特、理论多元、体例变化，而被称为“换代”教材。其突出特点是，大胆吸取“方法论年”（1985年）以来中国和世界文艺学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新方法，调整思路，以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人类活动论、生产消费论为支点，把文学放在三束理论的光照下，予以综合处理。从意识形态论看，文学虽决定于基础，却不同于其他上层和意识形态，是“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意识形态”；从人类活动论看，文学活动是人类生活活动（物质，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从生产消费论看，文学创作、文本流通、欣赏与产生作用，都具有物质、精神生产与消费的二重性。各章节既相对独立，又尽可能整合在一个基础上，体现出开放性与一致性的统一。

    陈本出现于1994年。其出发点亦是人类活动论，由此综合意识形态论、生产消费论等。其对原始人实用品生产与品生产之间“中间环”的寻求、分析，意味深长。它认为，两者之间的“中间环”不是“一个”，而是“许多”，因而古今中外关于此问题的考古学、人类学、学、学、、文艺学探索，都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深化了对文艺发生、文艺本质的理解。此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沿革、内涵的辨析，对作家与生产者的区分等，也不无意识。陈本对烂熟于心并灵活运用，表现出摒弃独断论，呼唤包容性的努力。

    但吴、童、陈本同样存在沿袭、杂糅问题。对于文艺学范围的界定，吴本自觉沿袭季摩菲耶夫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三分法，童本增加了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两个分支，但仍是一种延伸。陈本不提学科范围，但内在理路一样，重点放在文学理论上。不仅如此，它们在词句、体例、框架、引文、乃至个别分析中虽有刷新，但关于文学本质、特征、生成、发展、鉴赏、批评等观点，却没有什么变化，从中可以发现蔡仪、以群理论的灰踪蛇线，甚至还能找到季摩菲耶夫的影子。由于“旧”的尚未摆脱就急于出“新”，它们都很难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站在某种创造性的立场意识（或基点）上，将马列文论、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等三个互隔的系统令人信服地统一、交融起来。

    综上可知，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1）政治宣传中的引进（苏联教材）；（2）阶级斗争推动下的萌芽（以群、蔡仪）；（3）“小动大不动”，以匆忙适应教学的转折；（4）用沉重的翅膀艰难起飞而进行第三代教材建设。尽管有失误，有回潮，但不能持虚无主义态度，否定一切。通观之，文艺学教材建设逐步前进，成绩很大，所积累的成果基本可以支撑目前的学科建设。

    但也应该时刻自警，摒弃廉价的乐观主义，而看清存在的问题。挥其荦荦大端而言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左”的残余仍没有肃清；马、中、西三个体系在学理上的协调仍没有解决；形象、典型等概念是否可用来概括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千姿百态文学的共同特征；文艺学如何应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文艺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有无存在的充足理由；若有，在哪里；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基点、生长点如何确立；未来怎样发展；前景如何，等等。

    解决这些问题肯定有很大难度，但也有很强的挑战性、诱惑力。它们可以激活思维、激发创造性。未来文艺学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希望，也许就从这里萌芽。

    在目前状态下，必须抛开宏大叙述式的空泛议论，切实做一些具体工作，例如：

    1．暂时停建大一统的、面面俱到的文学理论大厦，可考虑先扎扎实实地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叙事、抒情等各种文学类型的本质、特征，打造初步的叙事学，抒情学，待有一定基础时再来构建新教材。

    2．为了避免马、中、西三个体系的冲突，先清理各个体系内的范畴，辨析其间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与此同时，将目前论证繁琐的文学理论简化为一般性的文学常识，使之成为学理上自圆其说的知识传授，而不是政治性的宣传教育。政治观点不是不要，而是交由马列文论去完成。

    3．卸载篇幅冗长的创作论、作品论部分内容，让学去讲授。

    4．吸收世界文艺理论前沿成果，并借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多搞一些专题性课题，尽量新、透、深一些，使之成为未来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先导。

    5．改善量吸收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研究所沉淀的新成果。自“思想解放”以来，文艺学进展虽步履迟缓，但中央、省社科院、各高校的专家、学者等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它们至今大多停留在个人的发言、论文、专著里，很少有人清理。

    在从事上述工作时，还应关注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学术泛化的趋势[10]。学术泛化力图消解原有的学科界限，尝试建立跨科际制度（interdisciplinarity），或多学科规训制度（tultidisciplinarity），而学科建设则要求学科的自立和自律。因此，如何在学术泛化背景下从事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总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不怕事情多，就怕不去做。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是一项艰苦的、长期的工作，需要科学精神和学术良心，需要从小处着手，持之以恒，更需要谨慎从事。

     【参考文献】

[1]必须说明，我所谓的教材，绝不是指大一统的、定于一尊不容他人置喙的、教条式的律令，而是围绕这个学科基本问题的叙说、阐发。

[2]请参考查良铮《译者的话》，见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

[3]这几部教材在中国都有译本。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有出版社1958年译本，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译本，柯尔尊《文艺学概论》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译本等。

[4][5][6][7]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第一部第1页，13页，8页，8-9页。

[8]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第34页，12页。

[9]必须指出，这绝不是说中国理论家没有创造力，而是当时政治形势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