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3)

归根结底,日常生活的主要特征在于,一个相对严格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领域支配和表达着最异质行为的极宽泛的范围。因此,如果我们要调节和这些异质的活动,就必须占有这些对象化。相应地,日常行为和日常思维的明显图式,不过是(或者以重复性思维或者以创造性思维为辅助的)归类模式。借助这些图式,个人管理和安排他所从事或决定要从事的一切,以及他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和他所发现自己置身于其中的一切情境;他以这样的方式来从事这些以便能部分地或全部地使这些经验同他“业已习惯”的东西相吻合。○17

问题在于,如何超越日常生活的这些局限和压抑呢?与尼采的酒神路径不同,也与列费伏尔感性颠覆游戏路径不同,赫勒指出,必须把自在的对象化转化为自为的对象化。在她那里,日常生活与非日常性活动是分离甚至对立的。她一方面强调日常生活本身具有某种变革和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在与日常生活对立的人类活动领域里去寻找资源。她认为,科学、和代表了人的类本质自为的对象化,这与日常生活自在的对象化迥然异趣。比如,她多次谈到日常思维的惰性和实用主义,与科学思维的超越性和纯粹性截然不同;日常生活的拜物和惯例特征,亦与艺术的思维泾渭分明。

我们尤感兴趣的是赫勒对日常生活与艺术区别的论述。她具体讨论了以下诸层面的差异:第一,日常生活常常是拜物的,它把事物和惯例作为给定的、按既定的形式来加以接受,但它不追究事物的起源。艺术则不同,它追究起源,并提升到类的水平。第二,日常生活常常是缺乏激情的,或至少激情并非总是被视为日常生活的必要因素。但在比较的意义上说,艺术通常是需要激情的,这与日常生活的强制特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激情迸发造就了艺术的独特面貌。第三,艺术最初来源于日常需要,后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取得具有独立价值的对象领域,“其本质特征在于,它们不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体的直接利益具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艺术的“目标既不是特别直接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也不是人们。”○18纯粹的价值便由此形成。第四,艺术本质上说是无功利性的,它超越了狭隘的实用功利主义目标和有用性,因此它可以把受众提升到类本质的高度,引起人的强烈共鸣和震撼,所以,“一件艺术品可以改变我的生活和我同世界的关系”○19。

尽管赫勒非常重视审美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和提升,但是她对此又持相当的怀疑态度,这与法兰克福学派判然有别。她指出了两个值得深省的问题:其一,在审美状态中,欣赏者虽有精神升华和净化,但是,“在欣赏之后,欣赏者没有任何变化,又回到了与艺术根本不同的日常生活。艺术自身不能使生活人道化,但是在存在着使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人道化的渴望之处,艺术可以提供尺度,它可以为这一事业提供感情和理智的支持。”○20这就是说,艺术充其量只是一个参照物,一个希望的乌托邦,它并未给日常生活带来任何实际的变化。这种观点与马尔库塞新感性和意识革命之潜能的理论相去甚远。其二,她提出,“审美地生存”虽然也是一种改变日常生活的方式,以及把日常生活从自在的对象化转化为“为我们存在”的对象化。但是,赫勒强调,审美地生存的艺术家只不过是把日常生活转化成“为他的存在”,尚缺乏对所有其他人的有效性。因此,“审美生活是贵族统治的,而有意义的生活则在原则上是的。有意义生活中的规范总是可一般化,可拓宽到他人的性质,从长远看,可拓宽到整个人类”○21。这就是说,“有意义的生活”比“审美的生活”更具普遍性和民主性,因为它不局限于张扬个性自我的少数艺术家,而是对所有人均有效,这种生活的特征体现为个体面对不断的挑战展示自己的个性发展,在一种无限开放性中不断完善自己。

显然,面对日常生活的局限,赫勒竭力要捍卫的是人的理性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责任和自主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从哲学上说,这种理性与列费伏尔的辩证理性概念不同,也有别于黑格尔式的唯心哲学的“绝对理性”,而是更具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意味。○22对她来说,保持一个开放的乌托邦至关重要,这是人们超越日常生活局限的必经之途。她说道:“这种乌托邦并非不可能;尽管它是‘尚未成为现实’,却可以看作是取代现存现实的可实现的方案。我关于接纳普遍原则的说法是乌托邦式的,但我坚信它并不是妄想。……简而言之,我所提出的普遍乌托邦是这样一个,公正的规范和统治是由所有社会成员通过理性的对话而实施的。”○23她所设想的“开放的乌托邦”,包含了三个条件:类似于哈贝马斯“理想言语情境”那种主导—自由交往理想;无条件地认识和承认人类种种需要,反对把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以及个体生理的、的和智力的能力以一种非限制的自由充分发展。○24

较之于列费伏尔,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更带有理性意味。她对日常生活的界定也更加明确。不过,我认为她对日常生活界定过于狭窄,她把日常生活局限于家庭邻里范围内,而且与科学、哲学和艺术相对。这种二分结构遮蔽了一些重要问题。在列费伏尔那里,日常生活较多地和劳动或工作相关,而赫勒的日常生活只限于家庭生活,这显然狭隘得多。相比之下,列费伏尔不但指出了日常生活的局限,而且也提及与日常工作相对的闲暇在现代性条件下所面临的物化、商品化的潜在危机。而在赫勒的二元理论中,只有家庭邻里的日常生活处在压抑、重复和强制的状态中,仿佛非日常性的活动便可以当然地摆脱这些局限。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的概念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描述结合起来,那么,“铁笼”决不仅仅是家庭生活,显然也包括劳动或工作。更有甚者,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在管理活动中,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工具理性、手段和目的的颠倒、规章统治人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换言之,如果采用韦伯的视野,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的范围进一步加以拓展,甚至包括列费伏尔所说的闲暇活动。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似更加合理。他们对启蒙辩证法的描述,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统治的忧虑,把日常生活更加深刻的矛盾揭示出来了。诚然,像阿多诺那样过分抬高审美感性冲动的作用,以审美现代性来拯救启蒙现代性的局限,似乎并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恰似列费伏尔对超现实主义的辩证批判所表明的那样。因此,在这方面,赫勒求助于“实践理性”,期望于开放的乌托邦,以及对审美现代性功能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辩证观点,也许更符合现代性的实际状况。

注释:

　　①　See Peter Osborne,The Politics ofTime: Modernity and Avant-Garde, London: Verso, 1995, 190.

②　参见MichaelE. Gardiner,Critiques ofEverydayLife(London: Routledge, 2000)的参考文献,列举了一个关于日常生活研究详细的研究目录。

③⑤⑩○11　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Everyday Life, London:Verso, 1991, 97, 149, 35, 54.

④　Michael Gardiner,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Routledge, 2000, 75-76.

⑥⑦⑧　SeeMichaelGardiner,Critique ofEveryday Life,London: Routledge, 2000, 91, 95, 91-92.

⑨　法国激进哲学家们,从德波到德塞托再到波德里亚,都深受列费伏尔理论的影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列费伏尔预见了后现代和消费社会理论的出现。

○12○13　See Michael Gardiner,Critique of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0, 97-98, 130-131.

○14○15○16○17○18○19○20○21　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第132页,第62页,第172—173页,第107页,第117页,第117页,第291页。

○22　SeeMichaelGardiner,Critique ofEveryday Life, London:Routledge, 2000, 129.

○23○24　Quoted in Michael Gardiner,Critique ofEveryday Life,London: Routledge, 2000, 155, 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