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苦难的真切呈现
2013-05-24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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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来，底层百姓的严酷
摘 要：近几年来，底层百姓的严酷恶劣的生活境遇、命若悬丝的生存状态，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的深切关注，“底层”几成主潮。那些与底层百姓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作家们，以饱蘸血泪的文字，直面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与不幸，在或理性冷静或激情难抑的真切叙写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不无酸楚、凄切的生活画面，具有振聋发聩、撼人心魄的省世意义。
论文关键词：底层写作 百姓苦难 呈现 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传统之一，但对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生存苦难比较集中的聚焦，则是近几年的事情。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凸现，使城里的下岗工人与广大的农民一道沦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严酷恶劣的生活境遇，他们的命若悬丝的生存状态，引起了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的深切关注。从二〇〇五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最大的主题，“底层叙述”成为“热门叙述”和“主流性叙述”。许多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到对底层苦难的真切呈现上，让读者触摸到了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伤痛，对社会、平等、公平等问题有了切肤之感。因此，这样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底层写作的阵营中，罗伟章无疑是个主力作家。虽然他的小说取材范围很广泛，像去年发表的《奸细》《我们能够拯救谁》等小说，就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问题，但是给他带来文学声誉的，则还是他的底层写作。《我们的成长》《变脸》《故乡在远方》等且不说，单是《大嫂谣》《我们的路》这两部中篇，就足以奠定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了。《大嫂谣》(《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中的大嫂，为了家庭，为了供儿子上学，五十三岁了，还到广东打工。身体并不好、又有贫血症的她，在推砖时竟然昏倒了，虽然骨头没被轧断，但腿上被搓掉了一张皮。每月六百元钱的
，只能自己开伙，吃不能再差的饭菜。当包工头胡贵出事后，大嫂连这样卖命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能干起拾荒的营生。虽说作者在小说结尾以大嫂的二儿子清华考上大学来抚慰了一下大嫂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也让读者胸中长出了一口气，但小说传递出来的信息仍令人心惊。即使是社会地位已经一落千丈的工人，到了五十多岁的年纪，也早已领得一份退休金，在家里过着虽不富裕但也安适的生活了，而大嫂却还要像一个青年人一样背井离乡，从事极繁重的劳动，这社会公平又哪里去了?《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中郑大宝在外打工五年，没有回过家，但也只给家里寄了三千一百元钱，根本不够家里的日常开销。扣两个月的工钱也抵不住他对妻子、女儿的思念。回到家里的郑大宝还是心事重重：他曾多次给老板下跪讨要工钱；他亲眼看到农民工贺兵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而老板只给了他父亲一万元了事；与他同村的春妹刚刚十六岁便不明不白地当了母亲，受到村人的议论。这一切让曾考上大学、但因家里穷与大学失之交臂的郑大宝感慨万千。再看看凋敝荒凉的家乡，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心头沉重。小说并不是给社会开方的，“我们的路”究竟该怎么走，作者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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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罗伟章只是客观地叙写底层苦难不同，同为四川作家的曾平，在他的小说《大伯》(《四川文学》2006年第5期)中则直接挖掘了造成这种苦难的社会原因。小说告诉我们，已经娶了儿媳妇的大伯生活本来还算可以，所以大伯决定要建楼房。但是这个梦想却因村里的招商计划而破产。因为有老板要来办砖厂，村支书李乘龙巴上欺下，强令大伯砍掉荔枝树。大伯索赔无果，荔枝树被砍个精光。他到乡派出所讲理，并多次到县里、市里反映，结果不但无济于事，连大青马也被卖掉抵罚款。大伯在万般无奈中，喝下了毒药。小说通过这个个例真切地展现了农民——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在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新的当下，生存境遇的恶劣。究竟是谁让一个原本殷实的农民家庭莫名其妙地变得鸡犬不宁，以至于要了大伯的命?各级领导的好大喜功、追求政绩，无视大伯的正当权益，无疑是酿成悲剧的主要原因。
云南作家杨继平的中篇小说《烟农》(《滇池》2006年第3期)，写出了地方政府与百姓争利酿成的悲剧。为了不让烟叶外流，乡政府便在靠山屯通往县城的路上设置堵卡点，禁止烟农把烟叶销往外乡镇。这本身已是违背了《烟草法》的规定。烟农们千辛万苦收获来的烟叶当然想卖个好价钱，可当地烟站把等级压得很低，烟农们便要把烟叶卖到外地(外乡镇)。就在这样的官夺民利的对抗中，青年农民赵三林竟然被乡政府的堵卡员活活地打死。无奈，赵家以暴尸乡政府的办法，要求解决问题，可是公安局竟出动防暴警察，大打出手，并逮捕了赵二林，而乡里相关的领导却安然无事。与民争利的政府怎能不让人失望，农民的一条命不如一条狗的现实怎能不叫人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