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2)

客观上而言,“以西释中”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成就的。即便笔者前面批评过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朱光潜的《悲剧学》以及后来的许多“以西释中”之作,仍然取得了理论上的成功,有的甚至还成为中国文论史上颇有影响的文论著作。如刘若愚的《中国理论》,这是一部典型的“以西释中”之著,该书根据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 TheMirror and The Lamp)中所提出的四要素,对中国文学理论加以梳理排列,出六种理论,即“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的理论”、“实用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梳理,的确前无古人,“可以说在架构方面有重大的突破”。刘若愚的这部论著,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典范之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平心而论,由于“以西释中”,完全以西方理论话语来切割中国文论,不可避免地会曲解中国文论,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特质。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由于运用艾布拉姆斯之文论话语,将中国文论加以切割,牵强之处似乎无法避免。全书为迁就架构而寻找证据的味道非常浓,甚至有一些论证不准确。例如,书中说《文心雕龙》没有“决定的理论”,而事实上,《文心雕龙·时序篇》讲的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就是刘若愚所谓的“决定的理论”,奇怪的是为什么刘若愚说《文心雕龙》“没有决定的理论”。或许,刘若愚这种以西方文论话语来切割中国文学理论的“以西释中”,有着其先天不足,注定了这种研究方式所必然带来的缺憾。

这种严重的缺憾,实际上普遍存在于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方方面面。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走的就是“以西释中”之路。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到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撰写; 从中国文论有无“体系”之争,到“风骨”、“文气”、“意境”之论战,无一不体现了强烈的“以西释中”的特点与缺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创立者之一罗根泽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文学批评”一语,是袭用西方的Criticism一语, 中国文学批评史, 正是对西方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学习与摹仿,批评史著作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从此,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便踏上了大规模的“以西释中”的历程。大量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著作,基本上是运用西方的“科学”的理论,来重新剖析“不科学的”,或者说“模糊的”、“含混的”中国古代文论;用“系统的”、“有体系”的西方文论,来阐释“没有体系的”、“不系统的”中国古代文论。学者的“阐发法“就是这种“以西释中”潮流的典型体现,该论指出:“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⑧这种“阐发法”是在否定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即先否定掉中国文论话语,认为中国文论“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平实可辨的理论”,既然中国文论不行了,那理所当然地要用西方文论来取代中国传统文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学者⋯⋯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这种“以西代中”,即否定中国传统文论,而代之以西方文论话语系统的做法,几乎是“以西释中”的必然历程。

这种“以西代中”,其实是主动放弃自己的理论话语,自我放弃文论话语权,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中国文论的“失语”。中国的文学理论,正是这种“以西代中”的产物。20世纪近百年的文学理论研究,除了《人间词话》、《谈艺录》、《管锥编》等少数“以中融西”的论著,以及古代文论的校勘整理如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杨师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以外,绝大多数文学理论著作都走上了“以西释中”、“以西套中”乃至“以西代中”之路。20世纪中国出了多少部文学概论性的著作,我们几乎快数不过来了,但这些文学概论著作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西代中”,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从西方搬过来的,从血统上就是地道的西方文论话语。这种西式文论话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熟悉西式话语的学生与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再写出如《人间词话》、《管锥编》那样“以中融西”的杰出论著来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几乎只能跟在西方后面摹仿,只能操着西方文论话语蹒跚而行。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创性,使得我国理论在世界文坛毫无地位可言。这种状况已引起了我国文论界的高度警觉与深刻反思。

三

在新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理论在深刻反省上一个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的状况之后,提出了不少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转折不同之处在于深刻反省中国文学理论的现状,呼唤中国原创性的文学理论。

1991年,毛时安在反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时指出,当代文论的状况是“别人有的我们都开始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没有”⑨。钱中文先生与童庆炳先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领军人物,近年来他们一直在倡导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工作。钱中文先生的《文学原理———发展论》一改过去“以西代中”的模式,努力用中国文论话语弥补当前文学概论的不足。书中融入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笔说”、“文以气为主”等内容,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转折和变革。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更是将中国文论中的“意境”等理论以完整的章节加以论述。该书影响颇大,深受学界好评。叶维廉先生主编了一套《比较文学丛书》,他在《丛书》的总序中说:“在我们的研究里,不随意轻率信赖西方的理论权威。在我们寻求‘共同文学规律’和‘共同的据点’的过程中,我们没法避免‘垄断的原则’(以甲的准则垄断乙文化) 。”

中青年学者中,也有不少人站出来反思当前文学理论的困境,他们都共同认识到,仅仅依赖西方文论,中国文论不可能有出路。曹顺庆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构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和长期论争。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于1998年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专题学术讨论会,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的高潮。《文学评论》也辟出专栏,专门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及中青年学者都参加了这一学术讨论。

曾经失落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今天为什么又开始受到当代文学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这种大规模的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和“重建”的学术讨论和学术论战,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理论另外一个转折的开始。这个转折,从微观上看,是在“以西代中”的深刻教训和学术界长期反省的情况下产生的。从宏观上看,这与当今全球的发展和变迁密不可分。东方经济与政治的复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东方文化的复兴。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复兴,也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学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也必然与此同步。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一厢情愿,或者某一些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发展的规律使然。

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之交从“以西释中”到“以西代中”的文学理论大转折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中国文论的宿命,那么,在新的世纪之交,对“以西代中”的反思与检讨,则预示着又一次历史的必然,中国文论必将实现另一次转折,即在融会中西文论的过程中,以我为主地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

注释：

①②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第752、753页。

③④⑤朱光潜:《悲剧心》,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第218、215、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