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2)

    再综观鲁迅创作的大量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触目的题材—“死亡”。“死”是鲁迅热衷的主题，其大半生不停地写着“死”。夏济安先生对此指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各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作为生命意识的核心部分，鲁迅的死亡意识显得矛盾而复杂。首先，鲁迅身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的死亡意识是伴随着对中国现实残酷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伴随着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割舍的启蒙使命感，坚决地批判传统。然而它在某些方面又与有着深刻的联系，特别是与儒道两家的思想有着相通相近的一面。

    在文化中，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儒家是从生命的起点和过程来看生命，重心在“生”，重在生命的进取。因此，儒家将“死”的终极关怀与价值追求转换到现世人生理想，即“立德、立功、立言”的功利价值，以及“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格风范。这种人格理想与功利思想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鲁迅也不例外。可以说，鲁迅的一生是死亡相随的一生。家庭的变故，的黑暗，个人生活的坎坷以及疾病的困扰，死亡时时威胁着他。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晚期，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然而，鲁迅并没有因此而被压倒，以生来对抗死，反对轻死，贬斥苟活。他明确表示“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人类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午失措，也不要紧。惟独半生半死的苟活，是全盘失措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因而他积极参与现实，以个体生命去肉搏着空虚中的黑暗，在抗争中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以个体的牺牲换取人类的进步，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这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抗争精神显然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人生精神的强烈浸染，与儒家“尽人事”的进取态度十分接近。

    然而，在鲁迅“死”的话语中，他又多次说到自己是“死的随便党”。给友人的信中曾出现“往往自视亦如轻尘”、“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等等类似的话。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都是中间物，“应该和光阴偕逝”。可见鲁迅不害怕死，把死视为自然、必然的结果。这种死亡意识与思想相通，在道家文化中，惟道是终极价值，生死与之相比，不过是道的自然表现。“死“就是让生命融于自然，应该顺应自然，对死采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

    当然，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鲁迅与传统文化联系本身并非单一和纯粹的性质。这又使他痛感自己“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他曾有这样的表述:“我想苦痛总是与人生相联系的”，而“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孙郁先生认为这黑暗便是某种鬼气。而所谓鬼气，一方面是对存在的虚无的揭示，是实在的非人道性;另一方面，便是鲁迅自己内心绝望的心绪，与佛教中的苦难感交织在一起。自然，这与鲁迅的生活经历相关。鲁迅少年时代，家道中落，祖父被捕，父亲去世。在这种状况下，他经历了人情冷暖，懂得了世态炎凉。因此，对生活中种种丑恶与黑暗的感受就愈加深切，对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就愈加失望。他不由感叹:“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这非人间的浓黑与悲凉，使鲁迅的作品充满了阴深恐怖的“鬼气”，常常缠绕着魔鬼的阴影，《野草》、《仿徨》便是淹没在这一长影中的挣扎。正是由于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加深了他的悲观绝望情绪，并向虚无主义转移。我们都很清楚，鲁迅是一个有着巨大的理性精神和生命意志的人，但无可否认的是，其生命中也存在着悲观绝望、虚无厌世的一面。而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被虚妄所压倒，在虚妄面前表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意志。

    由上可见，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用一个“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的。王晓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做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的血缘后代。”的确，鲁迅仍具有传统文人的内质，他以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冲破一切传统的同时，又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旧文化情结，形成了鲁迅式的特殊精神矛盾与痛苦，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