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瞿秋白散文中的忏悔意识(2)
2013-06-15 01:35
导读：作为中国之“多余人”，瞿秋白把自己这种悲剧性性格特征的形成归结为“脆弱的二元性”。他认为自身的二元性格使其成为一个无用的、多余的、矛盾的
作为中国之“多余人”，瞿秋白把自己这种悲剧性性格特征的形成归结为“脆弱的二元性”。他认为自身的二元性格使其成为一个无用的、多余的、矛盾的人：一方面是生就的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情性的动，无限量，无限量”；另一方面，内心却有坚固的现实派的倾向，明白“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理智的力，强行制裁”。现实与浪漫相敌，浪漫是“无谓的浪漫”，现实是“抽象的现实”，两种性格倾向的互相牵制，相互抵触，“两派潮流的交汇，湍洵相激，成此漩涡——多余的人。”瞿秋白感叹自己的无能为力，“‘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赤都心史三五中国之“多余人”》)。
多余人的性格特征，在瞿秋白身上表现为脆弱、游移、软弱、过多的自我分析而不能见之于行动等。瞿秋白对自己的脆弱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对自己的要求达到近乎残酷苛刻的地步，连身体的虚弱都要忏悔。他感叹到：“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啊!”身体的脆弱是一方面，精神上无端烦闷、感慨、脆弱的特性让在生活斗争中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斗争的勇气，“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他坦言，曾以为自己不凡，但回头看看实际也只“同于庸众”。思想上的脆弱则表现为思想摇摆、不坚定。他检讨自己作为一个者的不纯粹性：虽然“时时刻刻压制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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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把自己成一个矛盾、脆弱、一无是处、毫无激情的人，“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多余的话》)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多余人”的性格特征。因为自己的“多余”，他忏悔，悲叹，感伤。
三、的误会——政治自我的忏悔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瞿秋白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在《多余的话》中，他沉痛剀切地反思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归结为“历史的误会”，“十几年的一场噩梦”，一句话完全否定了自己政治上的一切。因为感到自己有负于中国革命事业，应当对党内一些错误负责，《多余的话》时时流露着愧疚、惆怅的心情。对政治自我的忏悔和否定，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全面自我否定、彻底自我批判的态度。
瞿秋白怀着负罪的心情回顾自己的政治道路，每一次都是勉强而为之。走上领导岗位更是因为当时领导人犯了错误，陈独秀退出中央后，没有别人来主持工作，就“轮到”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把自己的政治生涯看作历史误会的机缘巧合，对于他来说，最大的“历史的误会”，便是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处于领导岗位上的瞿秋白可以说是诚惶诚恐，“‘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具有文人性格的瞿秋白坦言自己做政治家的不胜任，反复强调：“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被推上历史舞台，他感到力不从心，疲惫不堪，心里苦不堪言却欲罢不能，“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不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他这段坦白的话，使我们看到一颗饱受痛苦煎熬的心灵，在世人面前坦露自己的内心，暴露自己虚弱的一面，这是需要足够的真诚和勇气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瞿秋白时时刻刻都处在自省自责颓然追悔之中。真心诚意地承认并忏悔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他自嘲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头衔，除了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他甚至不厌其烦地为自己列了一长串错误清单。军事上：“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政治上：“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一连串的揭发显示了瞿秋白忏悔的彻底性。他的自我批评忏悔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赎罪意识。他近乎残忍地否定自己：“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深刻的自我剖析批判，真诚的自我忏悔是瞿秋白散文的深刻内涵，他把自己的痛苦无奈、忏悔自责毫不掩饰、痛快淋漓地全盘托出，没有任何掩饰和辩解。他心怀坦荡，“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瞿秋白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真诚和坦率，完成了一生的忏悔，这种忏悔丝毫没有减损他的形象，相反，正是这种忏悔使他的人格得到最后的升华。真诚的忏悔意识使他的散文显现出严肃的品格，表现出一种惊世骇俗的深沉与哀婉的凄美，给读者以涤荡心灵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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