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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

2013-06-12 01:03
　　［关 键 词］ 第三代诗歌；青年亚；日常化；理想主义

　　［论文内容摘要］ “生活方式”的革新之于第三代诗人的重要意义反映于诗歌，就形成了第三代诗的日常化倾向，第三代诗人对日常生活或者表现出驾驭的自信或者有着把握本质的能力，其中隐含的理想主义使之与后起的新写实主义作家的日常观迥然相异。
　　
　　一
　　
　　关于第三代诗歌运动，人们还能想起些什么？长发飘飘，惊世骇俗的诗人形象？还是某首能穿越时间传诵至今的“经典”之作？恐怕是前者。第三代诗人于坚就说过：“作为方式，第三代人并不那么出色，第三代人最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给这个时代提供了一种充满真正精神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①诗人不以诗艺胜出，而以倡导与实践某种生活方式傲人，这就是有特点的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绝对是80年代的前卫青年：长头发、喇叭裤，一脸颓废虚无、毫不在乎的表情。他们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嬉皮士。事实上，他们确实受到了美国60年代文化的深刻影响。
　　在美国60年代的越战背景中，中产阶级大学生们发起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反抗运动。他们反对美国的强权和战争政策，主张和平与仁爱主义，相信爱和美即“花”的力量。他们厌恶上流的虚伪与尔虞我诈，转而拥抱粗糙真实而具有原始生命活力的底层，他们反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正统的宗教信仰、，拒绝文明对生命的束缚与扭曲。“嬉皮士”就是人们对这群叛逆青年的称呼。在反抗运动中，叛逆青年们创造了从服饰、发型、、表达到生活方式一整套文化符号，从而形成独立的具有反抗主流文化性质的青年亚文化系统。
　　时至80年代许多嬉皮士“浪子回头”，跻身社会精英行列，成为“雅皮士”，他们也许不知道，遥远的中国正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第三代诗人从外形装扮、行为做派到生活方式都可见出嬉皮士的影响。“莽汉”诗人李亚伟多年后不无得意地回忆说自己当年留有全四川最长的头发，只因后来留长发的男人越来越多，就干脆以光头示人，也曾抱着布料让裁缝赶制一条夸张的喇叭裤，实在是有些貌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作为美国60年代青年反抗运动先驱的跨掉派作家对第三代诗人也有影响，小说《在路上》中主人公的流浪生活曾激起第三代诗人的无限向住，果然“莽汉”诗人胡冬称“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就启程上路了；曾为第三代诗人的女作家虹影在其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中也对诗人的群居、流浪生活有所描绘。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将第三代诗歌运动理解为一种文化思潮，一场青年反文化运动也许更为准确，关于诗的活动，只是这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代诗人所面临的具体文化、政治情境虽与嬉皮士不尽相同，但他们仍然在嬉皮士文化里找到了归属感，相似的文化反抗方式也被运用得得心应手。美国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青年们主要不是依靠暴力而是运用诸如口号、集会、狂欢、摇滚音乐等形式表达反抗，当青年亚文化开始形成时，亚文化的反抗性质主要就是表现在生活方式上。
　　“生活方式”成为青年亚文化特性的主要存在之域，是叛逆青年反抗主流文化的主要途径，没有生活方式的特异性，就没有青年亚文化，而“生活方式”之所以成为第三代诗人的武器，有特殊的时代因素。“文革”时代，意识形态斗争渗透到生活领域，个体的、日常的生活被组织进政治斗争。家庭成员有时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革命立场与路线的斗争可能发生在夫妻之间，于是人成为政治机器，日常生活被消解。“文革”后的80年代初，朦胧诗人在诗歌中进行的是宏大主题的书写与想象，日常生活的场景与故事很少进入朦胧诗中，即使出现，往往也不是其本然面目，而是达到隐喻“意义”的桥梁和工具。因此在第三代诗人看来，日常生活在朦胧诗人那里同样遭遇了遮蔽。而“生活”，确切地讲是世俗的、享乐的生活，乃第三代诗人安身立命的“意义”之所在，正如徐敬亚所言：“他们不以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他们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使命感，他们是一群小人物，是一群凡人，喝酒、抽烟、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还酗酒、打架——他们顶顶重要的是要生活。”②这种追求世俗的物质生活享受、反对禁欲主义、反抗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扼抑日常生活的思想观念，是80年代兴起的市民意识的表露。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开始转型，时至80年代中期商品已有相当发展，由此带来社会世俗化进程加速，公众对政治的关注热情有所滑落，而对生活的热情日益增加，追求物质享受和欲望满足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目标，但这种思想观念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社会道德规范仍然存在悖逆之处，还没有完全取得合法化的地位。第三代诗人夸张扬厉地将这种世俗生活愿望表达出来，构成对主流文化的抗议。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二
　　
　　生活方式之外，第三代诗人反抗主流文化的方式是诗歌，“诗”之于第三代诗人，犹如摇滚乐之于嬉皮士。西方摇滚乐起源于50年代却在60年代由于嬉皮士运动的推动获得巨大发展，从而成为亚文化的一种样式。“诗”当然不是第三代诗人的发明，但正如粗暴的摇滚乐与古典音乐的差异一样，第三代诗人的“诗”是很多人眼中的“反诗”，无论情调、诗歌内容还是语言特征，第三代诗都可以说是别样的诗。而第三代诗人的“生活”与诗是同质同构的，以生活为“信仰”的诗显示了日常化的追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人以意志为立场，充当意识形态代言人，在与意识形态的同一中获得假想的自我强大感。而朦胧诗人由对特定意识形态的反抗写作形成有时代特色的悲剧英雄情结。在第三代诗人眼中，他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的人生游荡在得意庙堂与失意江湖之间，始终无力跳出意识形态的怪圈而找到具有个体意义的生命立足点。无论是政治抒情诗人还是朦胧诗人，诗歌写作都被看成是崇高、神圣的事业。而李亚伟自称“我们不过是腰上挂着诗篇的豪猪”，将一向圣洁崇高的诗篇与豪猪形象对接构成对“神圣”的诗与诗人的解构；而在《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一诗中，李亚伟将苏东坡与右派知识分子归为同类人并将他们生活化、漫画化，而“诗”也不过是他们失意时的牢骚而已：“唉，这些进士们喝了酒/便开始写诗/他们的长衫也像毛笔/从人生之旅上缓缓涂过/朝廷里他们硬撑着/瘦弱的身子骨做人/偶尔也当当县令/多数时候被贬到遥远的地方/写些伤感的宋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遭到第三代诗人的嘲弄，对政治失意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表同情。第三代诗人将自己定位于凡俗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在诗中的自我形象带着生活的质感和真实的生命气息。他们认为诗人只存在于诗中，而诗歌之外就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的凡人，而非圣人、神人，病人或狂人。“诗”与“写诗”也是日常的，就像书信一样承载着诗人日常的生活感受，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秘之物。如此，诗与诗人在第三代诗人那里被日常化，于坚后来所说：“真正的诗歌就像盐那样，是世界普遍的基本元素制造的，而不是怪力乱神。”③表达的正是这种日常化的诗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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