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2)
2013-06-12 01:03
导读：诗歌内容的日常化是第三代诗人日常主义诗歌创作主张的题中应有之意。日常事物、生活场景、日常生活事件在第三代诗中随处可见。第三代诗人显然认为
诗歌内容的日常化是第三代诗人日常主义诗歌创作主张的题中应有之意。日常事物、生活场景、日常生活事件在第三代诗中随处可见。第三代诗人显然认为日常生活具有意义的自足性，否认超越日常生活的形而上意义具有不证自明的优越性，也拒绝此岸与彼岸，世俗与精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于是日常生活的展现或曰“还原”本身就是意义所在，而与呈现日常生活场景相联系的是日常生活情感的渗入与表达。第三代诗人认为朦胧诗强烈炽热的浓度情感过于夸张而有失于真实自然，与朦胧诗强度抒情倾向相对，第三代诗出现了叙事化倾向。如一首题为《叙事》的诗以淡远的语气讲述了一个家庭、一次爱恋消失不见的故事：“这家五个女儿和一个/过了中年的父亲。我常常看到/他拎着空垃圾桶站在路口/他的女儿如放飞的小鸟/在小镇的舞厅和宾馆前笑。而他的妻子/我从未见过，她可能/像只母鸡，羽毛上闪动整齐/内敛的光芒/有时他伫立在阳光上/像是在守候。在飘动着的/五彩衬裤和他自己朴实的外套后面/我爱上他家最小的那个/直到她们不断离开/直到我忘了她的美貌和坏名声/如今，他家是消失了，看不见了/仿佛五盏照着他的灯被移开/他暗了下来。”这里的日常生活拒绝藏有微言大义，个人朦胧的爱恋中有着众人共通的经验，日常生活于这一刻被表达而获得“诗意”。
第三代诗人诗歌日常化主张在上的表现就是日常语言的入诗。他们否认书面语言优于日常语言，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日常语言在表达真实的生命体验、呈现现实生存本相上更有超越书面语言的优势所在。第三代诗人看不惯朦胧诗语言的“装饰”风格，认为充满副词与形容词的朦胧诗语言过于矫揉造作，不能直接及物地传达日常生活中真实的生命体验，而追求干净、直白与简单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主张对朦胧诗过于化、与日常生活隔膜的倾向是一种矫正。同时第三代诗人拒绝朦胧诗以意象、通感等方式营造诗意的有效性，认为朦胧诗由于意象过于密集而使读诗有如猜谜。“意象”本来应该具有的认知世界的新鲜意味已经丧失，而沦为思维定势与陈词滥调。因此第三代诗人拒绝隐喻，主张回到隐喻之前。这是以“减法”的方式返璞归真，回到隐喻之前以期使人类重新获得感知世界的新鲜感，使个体的新鲜体验由被遮蔽走向澄明，由麻木而被激活。相比较而言日常语言是隐喻较少的，保留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与状态。第三代诗人“拒绝隐喻”的诗歌主张有其深刻之处，但只怕还是一个乌托邦，文明的积累本来就是语言的隐喻意义不断繁殖的过程，完全回到隐喻之前只能是一种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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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代诗人以日常生活为生命意义的寄托，以“生活方式”和“日常化诗歌”为武器表示对意识形态，传统和知识分子精英的反抗。然而他们恰恰是在最不日常的诗歌运动中书写日常化诗歌，以最不日常的方式过着生活，他们的生活同时是行为，是反抗的象征，使人很难区分表演与真实生活的界线，而他们夸张扬厉的外在形象显然与真正凡俗的小人物有异，作为“天之骄子”的80年代大学生的精神优越感和狂劲使他们不能泯然众人间。于坚所说“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表达的是一种优越与普通，精神超越与凡俗生活合二为一的诉求，这也许正是8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自我期待，其中仍然可以见出第三代诗人所反感的理想主义与精英意识的影响，尽管它们改换了一下面目。
“日常化”的第三代诗之后，从新写实主义小说到晚生代小说，日常叙事几乎成为新的权贵话语。对比第三代诗与新写实主义小说的“日常书写”，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第三代诗人的日常观和精神特质。第三代诗主要显现出两种日常立场和生活态度。其一为幽默、诙谐型，它们“带着恶作剧的味道来到台前，赋予了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弹性”④，也表达出诗人对生活的兴趣与自信。于坚、李亚伟的代表作属于这一类型。《中文系》与《尚义街6号》展现了日常生活的生机勃勃，诗人积极融入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生之乐趣。生活现实没有成为压制诗人精神主体性的一种存在，甚至在对生活的荒诞之事的嘲弄中显示出主体的强大。其二为冷静旁观型，最为典型的是韩东的诗，韩东擅长于捕捉生活中的微妙情境，不露声色、感情节制地加以描摹。如《你的手》：“你手搁在我身上/安心睡去/我因此而无法入眠/轻微的重量/逐渐变成了铅/夜晚又很长/你的姿势毫不改变/这只手应该象征着爱情/也许还另有深意/我不敢推开它/或惊醒你/等到我习惯并且喜欢/你在梦中又突然把手抽回/并对一切无从知晓。”诗从一个日常情境中突显男女情感的复杂微妙与错位，但点到为止，不做过多生发。韩东的诗中始终有着一双明察秋毫又不为任何情境所动的冷眼，即使是“死亡与别离”也不能改变这种冷静。“多么冷静/我有时也为之悲伤不已/一个人的远离/另一个人的死/离开我们的两种方式/破坏我们感情生活的圆满性，一些/相对而言的歧途/是他们理解的归宿/只是，他们的名字遗落在我们中间/像这个春天必然的降临”。这种冷静使诗人超越了凡俗人生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刻意的平常感中恰恰没有“平常”人的思想情感。诗人的自信仍然一如于坚、李亚伟，只不过不是以融入生活的姿态，而是表现为把握生存本相的沉着。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因此可以说，第三代诗人笔下对日常生活或者表现出驾驭的自信或者有着把握本质的能力，现实生活与诗人之间没有构成矛盾斗争的关系，他们似乎拥有第一次投入生活时的新鲜热情，在“生活”中找到了生存的意义与支点。但到了新写实主义小说作家笔下，日常生活形态与生活其间的青年的精神特质都有了很大变迁。如《烦恼人生》《单位》的主人公从学校步入，从怀揣理想主义到接受社会规则和生活艰辛的现实，最终被社会化；然而仍然有着追求自由与纯洁的精神冲动，却又只能存在于夜半醒来内心的一声叹息里。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不再是第三代诗人笔下的那种生机盎然，趣味横生的形态而是鸡毛蒜皮的琐屑日子。新写实主义小说作家认为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具有水滴石穿般的巨大磨损能力，使人丧失精神的自由与完整性，他们笔下的青年主人公与日常生活之间呈现出对立矛盾的关系，现实生活使他们精神受挫。第三代诗人所设计的“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的生存状态似乎又成为新的神话，新写实主义作家可能更想说：像市民一样生活，只能像市民一样思考，第三代诗人更像是穿着市民外套的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
注释：
①于坚：“棕皮手记”，载《诗歌报》1989年5月21日。
②徐敬亚：“圭臬之死”，载《鸭绿江》1988年第7期。
③于坚、欧亚：“中国的咸——于坚访谈录”，载《海峡都市报》2006年1月4日。
④张清华：《2004年诗歌——21世纪中国大系·序言》第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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