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翻译标准理论的演进(2)
2013-06-20 01:25
导读：在当代史上，傅雷在1951年提出了翻译的“传神论”标准，这较先前的翻译标准更加完善，他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神似而在形似。”他
在当代史上，傅雷在1951年提出了翻译的“传神论”标准，这较先前的翻译标准更加完善，他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神似而在形似。”他把“意似”——译文同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性——视为翻译的最低标准，以为如果译文能在形式和精神上同时一致，即达到了“神似”，才是翻译的最高标准。傅雷提出的“传神论”标准看似很好地解决了意译和直译的不足，但要真的实现译文的神似却是不可能的，就连傅雷自己也说：“‘神似’和‘形似’不能同时兼顾，我们应大胆地摆脱原文形式，着意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神似’。”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傅雷的翻译标准在早先的直译和意译的天平上偏向了意译，对译文在形式上保持原作风格十分不利。
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了“化境”说，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文学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化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有人说：“‘化境’是比‘传神’更高的翻译标准，或者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因为‘传神’论要求的‘神似’实际上是译文与原作精神上的相似或近似，而‘化境’则要求译文与原作在除了文字形式以外的所有方面相等一致。这的确是翻译的理想，是每一位翻译工作者和学习翻译的学生的努力方向。”钱钟书学贯中西，是中国文坛上少见的大师，但不是说他的所有观点都比别人高明或值得提倡推广，也不是说出现得越晚的观点就比出现得较早的观点全面周全。钱钟书的“化境说”与其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毋宁说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是我们翻译工作者的努力方向，除了化境说，还有哪种标准能使译文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呢?但化境说也许只是翻译的一种“理想”和“方向”而已，如同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代表瓦雷里提出的纯诗理论一样，连瓦雷里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一向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的，而且现在还是这样看，诗永远是为接近这个纯理想境界所作的一种努力。”同样，化境说也是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无限接近却永远达不到的标准，它只是翻译者的一种努力的方向，它只是一种理想的倡导而无实在的方法意义。对钱钟书的化境说的评价，辜正坤也许说得更为客观明了：“把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定为化境有其极深刻的一面，但又要记住这是一种最不切实用的标准；若无具体的标准与之相辅而构成一标准系统，则它只是一种空论，无大补于具体的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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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后，辜正坤先生在权衡了各种翻译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翻译标准观。他没有走入前人关于翻译标准界定的极端作法——给翻译提出一个新的标准或给自己的翻译标准冠以学名，他也不像有的学者那样只认定某种标准或某个人提出的标准是最高标准。辜先生以合乎学理的眼光，综合各家之长，并根据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这种学术品格值得在今天的学术界推广，因为长期以来，大多者在探讨研究同类问题时常采用“非此即彼”或全盘否定的思维方式，走入片面深刻有余而全面客观不足的胡同里，他们缺少的是一种全面、客观、公正的“兼容”思想。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除非人为地以某种主流思想作为准绳，没有哪种观点会是绝对的正确或错误，任何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并值得肯定的地方。因此，我们惟有在客观地看待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才可能使自己的观点更具深度和广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合理性。对翻译标准的认识同样如此，“文”、“质”说，“信”、“达”、“雅”说，直译法，意译法，“风韵译”，“归化说”，“神化说”以及“化境说”等翻译标准虽然都有不足，但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却不容忽视，在不同的情况下译者自然会侧重于某一种翻译标准。所以，本着科学客观的治学态度，辜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肯定了以往译论的合理性，认为翻译应该博采众长，使译文无限接近原文。由于文学接受者(含翻译工作者)的素养和有差别，他们对译文价值的认可程度也会出现差异，对此，翻译标准就会因人而异，其结果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翻译的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且各种标准只有在互相补足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成就上佳的译文。辜正坤的这种翻译标准观准确地说也不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方法，也不似“化境说”那样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它应该是一种翻译指导思想，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是一种客观科学的翻译观，教会了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和标准去从事翻译实践。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回顾我国的漫漫翻译历程，各种有关翻译标准的经典命题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它们都会依时间、地点、认识主体之间的不同而不同，亦会依观察者角度、层次、目的不同而不同。万理万教，虽有理、亦无理，全取决于认识主体在认识坐标系统中的位置。”但随着译介学的成熟、翻译文学国别归属的划分以及翻译学自身的发展深化，相信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问题还会提出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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