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文化抗战论与中日文化启蒙的话语关联(2)
2013-06-21 01:18
导读：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在、军事上的对立，和渊源上的缠绕，造成中国好些知识分子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国家的生存危亡，另一方面是对日本强大
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在、军事上的对立，和渊源上的缠绕，造成中国好些知识分子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国家的生存危亡，另一方面是对日本强大的实力羡慕和日本文化在情趣上的共鸣。因此，在抗战宣传中，既要揭露日本侵华的文化基础，又要从日本现代启蒙文化中剥离出对中国抗战有用的文化要素，在延续五四思想启蒙传统的前提下，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对郭沫若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
今天我们重读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形成的《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这四个杂文集，还有他留下的大量即时、即兴宣传的辞、广播辞等，再重新考察郭沫若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郭沫若面对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时，不辱使命，他服从于当时国民政府提出的“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在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交流过程中共同营造的文化语境中“接着说”，举重若轻地提出“文化抗战”思想和与此相应的实践方案，并在大量的宣传活动中，通过对文化抗战的思想内涵的不断阐释，非常有效地建立起抗战宣传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建立，实际上包含着他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各阶层、各党派进行多方对话的复杂声音，特别是与敌对国日本各阶层人士对话的声音。也是郭沫若作为现代启蒙者，在特殊形势下对民族现代文化进行重构的艰难尝试。
在中日两国文化关系中，首先是基本立场。当日本对中国发动不义战争，使一衣带水的两国成为敌对国时，出于民族的立场，政治性话语就成为郭沫若所有话语中的主导性话语。明治维新以来，中日两国在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选择中，共同表现出对天演进化的浓厚兴趣，但双方运用进化论的思想则完全不同，日本对进化论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西方列强进行摹仿的基础上，他们仿效西方，是要把自己变成强者，他们要把奉行的弱肉强食，以强权进行殖民扩张变成自己的行动。郭沫若在《文化与战争》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为要遂行侵略战争，为要使侵略战争得到理论上的奥援，日本法西斯军部和其爪牙们是曾经把他们的观感从根本上矫揉了好几遍。力即正义，强权即公理”。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应该说，自从严复首次的进化论从西方传到中国后，又在日本文化语境中被强化，从而成为我国现代启蒙的理论基础，但是中华民族从来不会主动以强权去夺取他人的生存权，因此，当时的仁人志士，大力宣传进化论的目的是提醒国人，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仍以近代中日文化启蒙的共同话语，来唤起民族思想记忆，就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有效的。因此，郭沫若重提“进化论”，以此建立“文化抗战”这一思想体系的框架。在《文化与战争》一文中，他首先确定战争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将人的欲望区分为占有欲和创造欲两种对立的欲望。他认为对于战争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把战争分为侵略战和反侵略战，进化性战争和非进化性战争，前者促进人类的理性，后者鼓励人的兽性。前者是对人的占有欲望的克制，对创造欲的激扬；后者是占有欲过剩的结果。文化则是表示着对于占有欲望的克制与对于创造欲望的培养扩充的精神活动的总动向。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郭沫若构筑了两个公式：反侵略战争一文化一创造，侵略战争一反文化一占有。这样，他把把战争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考察，高屋建瓴地回答战争在人类发展史上，在人性进化史中的正负作用，来指出日本进行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是人类残留兽性的大暴露，从而将日本侵略者钉在人类文明进化史的耻辱柱上。
在文化抗战这一思想体系中，我们还看到了郭沫若五四时期关于“毁灭一创造”，“死而复生”的观念的复活。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共有的“动”的精神是文化的基本特质。他在抗战话语中仍以此为逻辑起点，从发生史的角度对文化下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人类对于自然的不断的征服”，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动的倾向，有向更高一个阶段发展起去的那种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是人类自然的最高阶段而又有发展向更高阶段的劳动成果”。郭沫若反复强调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波形发展的生生不已的动的过程，战争即是文化发展的波谷，但波谷之后肯定就是波峰。在此，我们看到郭沫若继续着五四时期创造一毁灭，死而复生的思维模式，来解释文化与战争的关系。虽然战争是文化的毁灭，但旧文化毁灭过程中，却能催生新文化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就是创造，创造即是战争。两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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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史学家内藤湖南在他所谓的研究中，特别具有欺骗性的是他制造的“文明移动”论，为了证明日本侵略的合理性，他不厌其烦地论证文化中心向着东南，继续向日本移动，而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成为超越支那的先进国家。内藤湖南将日本的侵略视做是把更高文明带给中国人，对中国现有文明的产生强大刺激后，促使中国民族的新生，他在其著作《支那论·附支那新论》中说，“支那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都是因为外族屡屡进行的入侵。……应该说对于支那民族的焕发青春，是一种非常的幸福。”
内藤湖南这一理论从思维模式上说，同样是一种毁灭一创造，死而复生的原型模式，但是他的意思是要用日本先进文明去征服中华文明，去消灭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臣服于所谓的“大东亚秩序”之中。郭沫若非常清醒地看到这些学术理论背后包藏的祸心，他驳斥内藤湖南“以为我们中国既有前汉和后汉，便当再来一个前清和后清，而这梦想中的后清却应该是日本的属国”。对内藤湖南以研究中国为名，实质为日本侵略张目的史学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由此，郭沫若提出“战争就是创造”的命题。虽然同样将战争视为创造的巨大动力，但战争只是一种巨大的刺激因素，他将激活中华文明自我更新机制，在战争中除旧布新，因此，战争造就的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焕发的是民族文化的勃勃生机。因此，郭沫若将战争中救亡图存与改造国民性的两大任务有机联系起来，将对外反侵略战争和对内反封建的两重任务与文化创造联系起来。郭沫若承认我们中国素来是被人称为“病夫”。并不讳言我们民族“烂熟的封建文明持续了过分长久的年代，没有得到蜕变，更加以清朝三百年的无理的统购制，养成一种苟且因循的习惯，豪无积极进取的精神”。而战争则是振奋民族精神的绝好时机，在文化抗战的宣传过程中，郭沫若在多种场合、多篇文章反复用一个现象比喻，那就是抗战的过程是一个腐肉去尽，新肌发生的过程，是一个除旧布新过程。我们的停滞不前，好比驱体的腐肉长期积累在那儿，化了脓或有腐烂性伤口。“日本军人正是一大批贪食腐肉的蛆虫，他们满得意地替我们吃着腐肉，这正对于我们的下层的生肌，给与了顺畅发育的机会。”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郭沫若关于文化在战争中毁灭和创造的理论，将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五四文化精神联系起来，他认为“五四运动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反对人类社会的最大暴力，另一方面反对封建制度，这是反对中国本身的最大惰力，”五四时期的两大任务同样是抗战时期中国人的当务之急。
“文化抗战”这一思想体系同时也要回答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课题。这一理论与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话语相接应，提出在战争中重建国民性格、民族精神，以激发人们保卫文化、创造文化的自信和努力。郭沫若在抗战中重提少年之中国和青春之中国的话题，多次把青年与文化联系起来，将民族精神归纳为“自强不息，永远青年化”的精神。甚至泛神论思想在其中也再一次得以复活，郭沫若把人的精神充实看成是神性的表现，认为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就可以达到至诚如神的境地。中国民族便是富有这种神性的民族。他还就国民精神和气质的改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一是
服装改变，应该由极其臃肿、自然纡缓的长袍、旗袍改为“短打”衣服，一是取缔茶楼酒馆，以免不必要地消磨时间，使精神萎靡。移风易俗与健康的文艺活动相结合，是振奋精神的最好途径。
“文化抗战”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实践，使郭沫若完成了从单纯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到社会改革家和活动家的整合转变。使他在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面前，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纯粹品格。他在捍卫民族文化同时，也客观公正对待他国文化，特别是敌对国文化方面，表现出应有的原则立场和外交风范。当然在对文化抗战思想的表述过程中，由时效性决定，这些带有“羽书”性质的文字，不可能精心推敲。同时，因为抗战宣传的需要，好些观点和内容往往在不同的地方重复演讲，这些演讲辞和杂文后来被汇编成集之后，仅从纯的角度，可能给人一种重复拉杂的感觉。但从现代文化史的角度，这些文字自有它的生命力所在。在《羽书集》第二序中，郭沫若称这个集子是“负了恶星下凡的胎儿”，说不定是会出乎意外地长命的。今天，抗日战争的硝烟已散，但关于战争的价值评判仍在继续。日本右翼政治家、学者面对中日关系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时，所持的仍然是绝不谢罪的态度。而在这强硬态度的背后，仍是20世纪初的侵略幽灵，仍是他们以西方为殖民扩张为标本的、令人瞠目结舌的社会历史观，他们说：在人类的生存斗争中，侵略是正确的……美国人杀害印第安人，掠夺他们的土地，在第三者看来，这是难以容忍的残暴行为。但是，如果不这样，就不可能出现美国这个国家。美国人杀气腾腾，进行席卷北美大陆的侵略，正是美国辉煌的建国史……如果美国谢罪会怎样?……美国人绝不谢罪。生存斗争不需要谢罪。胜利就是正义。这是因为，如果谢罪，就会使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变成了罪人，使国民丧失了爱国心……连进行利己性侵略的白人都不谢罪，为什么为抵抗而战的日本必须谢罪呢?
大学排名 联系到日本军国主义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源，再来品味郭沫若“文化抗战”的思想，就可以认识到它长久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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