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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认为“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写人”,他写的多是“小巷人物”,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说“我只熟悉一般的工人、农民。干部不超过科长,知识分子最多到讲师一级,再加上一些做小买卖的”。他的作品从小人物的现状出发,从“吃”、“住”等方面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冯骥才也表示“作家最关键的是他的视野,视野的关键是视角的独特性,而文学的关键是视野的果实——人物”,同时他又强调“在干预生活上,任何政治家和政论家的能力都会超过作家;只有在干预人的灵魂上,作家才显示别人不能替代的才能和职能”。总之,正是因为有了市井小说家这样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念,市井小说才真正体现了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怀,真正体现了小说“载人”的特性。
三、新时期市井小说文化视角的消解批判意义
新时期市井小说在主题的选择上超越了政治的束缚,把文化引入文学创作,注重对普通人物个体生存的关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新时期市井小说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对当时的政治叙事起了消解的作用。小说详细叙述了各地的市井风俗文化,把文化视角引入小说创作,逐渐把小说从依附于政治的状态中分离开来,对长期以来文学的泛政治化起了十分重要的消解作用。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从属于政治,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单调、乏味,致使作品有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只有真正有文化底蕴的作品才能产生无穷的魅力。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大致认为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市井小说以富有深情的笔调精致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市井风俗,挖掘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底蕴,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深度。小说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它向读者传递了更多的政治以外的信息,如各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文化视角进入小说创作,使小说所表现的内容更广更宽,更加展现了生活的丰富性。
再有,市井小说在书写市井风俗文化的背景下,写普通市民的美好的人情人性,表达对普通市民的朴素关怀,淡化了文学“载道”的功能。市井小说注重对普通市民生存状态的关注,从物质层面到精神状态,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
在动乱的20世纪的中国,特别是5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时而发生,人性被压抑,主要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也成了特定的符号,都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
在新时期市井小说里,作家在写市井风俗的同时,关注了人的生存、人的命运。例如《小贩世家》中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在多少个寒冷的深夜摆摊求生存的小贩朱源达;《井》中美丽的女工程师一生自强不息,最后被井边的闲言碎语淹没的悲惨命运等等。小说也写了普通市民的人情人性,例如《那五》中勤劳善良、淳朴的云奶奶和正直憨厚的过大夫;《辘轳把胡同9号》里的郝老太炒了十几年没吃着的“麻豆腐”,很热情地邀请街坊四邻都来品尝;《烟壶》中聂小轩指点素昧平生的乌世保画内画,极度信任地把家传手艺传授给他,还有《如意》中善良正直的石义海等等,这些都显示了普通人性的美好和善良。
其次,新时期市井风俗小说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审美取向。它以市井风俗文化为背景,描写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关注其生存状态,展现人情人性,与当代前27年的文学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文学的新的审美情趣。文学不再局限于政治的范围内,表现的范围更为宽广,向文化、人生等更广阔的空间发展。
正如冯骥才所言:“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两个世界的关系,立体的关系。如果把这两个世界的关系直线化、单项化,受损害的是文学。曾经一二十年,政治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和浅薄的功利主义,就这样严重地伤害过文学。不但使文学失去自己的世界,甚至致使文学变为非文学……作家眼中的社会问题有别于政治家眼中的社会问题。因为作家关注的是人。即使作家所注目的社会问题,也是作为社会人的心灵世界的问题。但人的心灵不只具有社会属性,还有人类的属性,文化属性,以及人的本性和个性。”这的确是很精到的总结,既是对以往文学政治化倾向的驳斥,也不啻是对市井小说主题和审美选择之理由的有力阐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