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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中庸还表现在其他许多地方,如他坚持对外国思想既不能全部接纳,也不应一概排斥。曾热烈提倡与拥护白话文,但又反对定白话文为一尊。反对文以载道,又称如缺乏诚意则不载道之文也未必是好文。其对儒家的靠拢本身也可称为一种中庸,对法家的过与道家的不及的持否认态度。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儒家思想是有着精心筛选与过滤的,既不全信盲从亦不全部推翻,而是挑选出与自我观点统一的部分加之修改发展,形成自我体系。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7]
中庸对于周作人来说,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与处世态度,也是一种审美行为与个人涵养的确固。这种不彻底的处世态度使其后来在民族大义面前既不能舍生取义,又不愿静受汉奸之称,一心一意为虎作伥,成为一种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等,都不免为边见,只有喜偏激而言行不求实践的人,听了才觉得痛快过瘾,却去中庸已远,深为不佞,所厌闻者。” [8]这是其对所谓中庸的一种偏见,而最终成为毫无原则与个人操守的前提。从此意义上看,他的以儒自居与其说是受了孔孟的影响,毋宁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其主张与儒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是一种契合而非信从。
参考文献:
文中引用周作人作品均自《周作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