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奔》中父子伦理叙事看苏童的叙事伦理_现(2)
2013-08-27 01:45
导读:小说的颠覆和解构的叙事意旨十分明显,尽管这种叙述从艺术构思那一刻起就具有先验性和观念色彩。苏童的文字向来不阴郁,甚至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他
小说的颠覆和解构的叙事意旨十分明显,尽管这种叙述从艺术构思那一刻起就具有先验性和观念色彩。苏童的文字向来不阴郁,甚至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他常有细微而琐碎的南方式的幽默感。但看到最后瑜凄厉的尖叫与狂奔的时候,才发现那些绝望颓废的感觉,是一点一点地渗到骨子里面的,很冷。
二、“弑父”与“弑子”
瑜的“弑父”,与其说是主题学的,不如说是诗学的,这是在先锋实验过程中,创作主体“审父”叙事理念扩展延伸的结果。从艺术理念来看,不论是“弑父”(瑜下农药毒王木匠)还是“弑子”(王木匠将瑜放在棺板上),都鲜明地体现着先锋派作家诗性想象和艺术实践的诉求。具体而言,作家已经完全撇开了父子伦理的经验叙事范畴而沉溺于精英式反叛叙写的热情之中。“弑父”、“弑子”的场景将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父法”和“孝道”的传统涤荡一空。
小说中的“父亲”没有真正出现,作为“代父”的王木匠又成了“弑子”和“被弑”的想象性对象。文本的叙事具有观念性,也具有文化姿态象征性。创作主体放弃了为瑜寻找父亲的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作者将传统意义上父亲的诗学价值决然弃绝。这是苏童以先锋的叙事试验向文学叙事传统挑战的反叛的精英姿态。小说中的父亲意象可以理解为文学叙事传统中的象征载体,审父——杀父的过程意味着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的苏童文化诗学精神上的叛离姿态。“无父”的假定性叙事立场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叙事范式的诸多可能和极大空间:寻父、审父、弑父、弑子、逃离、狂奔、游走……苏童自己曾表示,好的作家往往对传统和规范有逆反心理,在作品中对此采取一种强制性的破坏手段,通过文字的暴力夺取自身价值。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每个人在创作的过程中都会受到障碍,包括
政治的、他人的,最重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因为成功往往依靠作家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许多作家的个人风格都是个人情结的艺术张扬,它们通常是反常的,有违人伦的。而苏童叙述的激情不过是在颓败故园上的饰物,表面的华丽与喧嚣下面掩藏了太多的绝望与悖反。这都表现了作家本人的文化批判意识,同时也暗示了处于多元文化时代的作家渴望主体文化归属的焦灼状态。
注释:
[1] 张文红,《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2](法)拉康,《拉康选集》, 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