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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历史和生态危机的起源(2)

2013-05-18 01:51
导读:二 环境历史和生态危机的起源 起源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激发几乎所有历史调查的关键问题和核心主题。因此,我们很自然也很有必要现在提出(历史

        二 环境历史和生态危机的起源

 起源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激发几乎所有历史调查的关键问题和核心主题。因此,我们很自然也很有必要现在提出(历史)起源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被诠释成环境窘境的目前环境形势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开始发端的。历史学家林恩·怀特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1967年,他在《Science》上发表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至今仍是这一领域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而且他在该文中所给出的答案仍在继续引起不断的讨论。没有人会否认,要了解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先了解它的起源。我们不可能期望在不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本质的时候,找到对其有用的解决方案。那么,关于起源的问题,我们期望从目前已知的环境历史中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让我们用略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起源问题,即历史调查应追溯到过去多久才能到达生态危机的起源?此外,我把期待中可能的答案分为三种类型,因为我希望这可以使我们更容易对环境历史的结果进行讨论,并对其进行恰当的评价:第一类可以追溯到现代历史时期;第二类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第三类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一)对工业主义及现代化的评论
    一种回答是,在始于现代的各种变化和发展中找到我们生态困境的历史起源。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西方许多人把现代理解为标志着与之前有明显中断的时期。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它之后的时间,现代意味着一直持续到当代的连续性的开始,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利用的发展和增加的过程中。就我们可以把这些趋势作为目前环境退化的全球形势的主要原因而论,我们可以接受这种对于历史起源问题的回答,它或多或少是有理由的。如果你认为目前的环境形势主要是因为开始于所谓的现代欧洲工业革命的持续的增长、扩大、工业化升级活动的影响,那么你就完全准备好了接受这一解释即生态危机起源于现代及之后而非之前。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现代主义和现代哲学都是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化评论方面最喜欢的对象。还有一个相关的观点,一些现代哲学家被认为是倡导世俗化的思考方法、工业主义和人对自然的统治的概念和意识形态的奠基者。最常提到的例子是弗朗西斯·培根的知识理论和Cartesian的物质概念,因为他们提出了建立客观世界和所有的非人类自然生命为没有灵魂的物质的理由。小林恩·怀特也把所谓的“培根信条”理解为“科学知识意为超出自然的技术力量”。
    但是关于对起源问题的第一种回答,我首先要提到最具代表性的例子Hans Jonas,因为关于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能力,他一开始就认为,至少在现代之前,对自然的技术应用基本上是表面上的,因此对于自然秩序的平衡稳定根本不能带来任何危险,所以他认为没有理由在现代之前寻找当前生态困境的历史起源。
    我们知道,除了Hans Jonas,还有许多其他哲学家如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Vittorio Hosle、Lothar Schafer,也一直在努力分析在我们看来产生于“现代趋势”之外的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他们对现代工业主义和对现代化本身的哲学分析,正是他们揭示在实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生态危机的起源和起因所在。

(二)对基督教的评论
    当小林恩·怀特在调查“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时,关于目前的环境形势,他既未忽视也未低估上面所提的“现代趋势”(如科学、技术、工业化)的意义,但他没有把对历史根源的调查限制在现代阶段,而是进一步追溯到中世纪历史,这是他对起源问题的回答不同于以前答案的第一点。他在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历史中看到了连续性而非不连续性,这就是他进一步追溯到现代之前的原因。他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一开始就认为,如果我们只从技术发展角度找原因的话,就无法完全解释环境变化的起因。因此,为了使理解有意义,就必须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与物质或技术方面互补的和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如他所说,“我们对生态所做的取决于我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人们对生态的所为取决于他们对与周围事物的关系的看法”。


    所以,在中世纪历史的调查中,他主要关注了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他努力去寻找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带来了什么后果;另一方面,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何种变化。
    他发现西方中世纪及其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中有许多具有启发性的事件,并且利用它们作为说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变化的依据,即从“自然的一部分”到“自然的利用者”。另外,他还把农业技术的发展看作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7世纪下半叶,北欧农民采用了一种新式的犁,和旧式的犁相比,这种新式工具更强大而有效,从长远来看不仅改变了农业管理方法,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其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和对自然的态度。小林恩·怀特将这一变化作如下归纳:
    “人与土壤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现在是自然的利用者。世界上别的地方没有农民开发过类似的农具。这些北欧农民的后裔如此大量地创造了现代技术,同时又如此无情地对待自然,难道这是个巧合吗?”
    小林恩·怀特一开始就看出生态和宗教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他这样表达他的信念:“人类的生态由我们对自然与命运的信仰即宗教来决定。”他提到中世纪基督教史上一些时期,并且引进了一些基督教义和神学概念。然后他努力把这些阐明为有助于形成下面的西方文化的思想态度的强大影响因素,即相信永久的进步、人类有理由统治自然、人与自然的两重性、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世俗化的科学自然技术观及其他。关于基督教的基本特点和它与自然和科学的关系,他强调以下结论特别值得一提:
    “基督教战胜邪教是西方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精神革命……通过摧毁邪教的动物主义,基督教使人类有可能在不关心自然物体的情感的心境中利用自然……人类认为,与古代的邪教和亚洲的宗教对比,上帝在很大的程度上凌驾于自然之上,不仅建立了人类与自然的二元主义,而且坚持认为人类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自然是上帝的旨意……现代西方科学被置于基督教神学的策源地。宗教奉献的动力论由创造基督教义塑造,给了它推动力……我们现在关于自然的科学和技术很传统,带有基督教的傲慢色彩,因此不能单独从中找到生态危机起源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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