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历史和生态危机的起源(3)
2013-05-18 01:51
导读：尽管做出这样的基督教评论，他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放弃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他反而得出结论，光有科学或技术不能解决问题，生态和谐以及与自然
尽管做出这样的基督教评论，他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放弃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他反而得出结论，光有科学或技术不能解决问题，生态和谐以及与自然的平衡共存必须得到一定宗教方向的补充。就基督教而言，他会让基督教信仰的替代形式依然存在可能性，就这点而言Saint Francis of Assisi是他最喜欢的例子。
(三)关于人类生态生存的深入而广泛的概要
如果我们以Clive Ponting，John R. McNeill，尤其以J. Donald Hughes的作品作为新近出版的环境历史著作代表，我们就可以从中领略到一个人类环境历史的概要，它包括了整个地球、甚至整个大气层的从祖先打猎群居的史前时代到现代的一段时期。关于生态困境的起源或历史根源，这些历史没有忽略所有的随意因素，前两种答案的倡导者认为这是有理由的。所有那些环境灾难都是由现代及当代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过多、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逐步上升和许多其他原因引起的，对此他们也给出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性解释。但是在下述观点中，他们的回答基本上不同于前两种。
前两种回答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如下几点：那两种答案的倡导者集中关注了主要由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趋势引发的影响；甚至当他们追溯到现代时期之前时，他们只想寻找有发展连续性的同样趋势，这种连续性更加深入，比如进入到中世纪历史；虽然他们深深地关注这些趋势实际的和可能的结果，并且甚至谈起这些趋势可能引起生态危机的后果，他们仍然将这些趋势解释为在许多方面的发展活动；他们没有提及由人类引起的生态灾难而导致或伴随而来的文化衰退或农业崩溃。这使我们得出结论，他们的历史观点仍然由现代主义、工业主义、欧洲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和发展的历史解释来决定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对于前两种回答的倡导者来说，在环境历史的方法论方面，生态活动并非他们调查的主要目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诸如农业溃败的历史事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以及为何当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灾难性的环境形势没有得到他们的考虑，而这些无疑会清楚地解释生态危机的起源。
和前两种回答相比，关于生态危机的历史起源，上文所提到的环境历史讲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一些学者说，他们的调查甚至追溯到10000～12000年前甚至更早开始的所谓的农业革命阶段前。他们注意到即使在原始农业时期，人口突然增加或过度放牧也会引起农业可持续性的瓦解。环境历史学家注意到，至少从大约公元前9500年起，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失败，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多瑙河河谷、印度河谷和地中海盆地周围许多其他地区的许多早期文明不得不经历严重的农业崩溃或者甚至是致命的衰退。在大多数情况下，砍伐森林、土壤侵蚀、土壤盐碱化、过度放牧、沙漠化、气候变化和人口过多是引起灾难的主要原因或附属原因。就是说，人类对环境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瓦解对许多现代工业化之前，甚至基督教兴起之前的文化衰退和崩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必须假设对于生态危机历史起源的探究有必要追溯到人类农业的第一次历史时期，并且这也是环境历史在许多方面所强调的。除了许多其他新产生的起源外，这种起源现在仍然存在，将来也必然存在。上文提到的生态危机的事例不仅发生在古代，它们也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和现代历史中，并且依然正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洲发生。我们都知道并深感忧虑，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崩溃的农业和经济，与诸如森林滥伐、土壤侵蚀、沙漠化、气候异常、供水不足等之类的环境毁坏不无关系，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引起的。所有这些都是引起许多过去古老文明衰退的因素，并且在当今仍然在许多国家引起如饥饿、贫困、社会分裂、政治冲突和许多无辜生命的死亡这些最悲惨的情况发生。当然，这种生态失败不仅限于第三世界，甚至许多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也有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或者它们将来会有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到从19世纪下半叶起除南极洲外所有大陆的滥砍滥伐，在美国、中国、中亚、中东、非洲等出现的沙漠扩大、灾难性的沙尘暴和类似现象。
三 结论：环境历史中隐含伦理
地球上生态变化的总体历史不仅告诉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起源，而且能在生态方面提供人类在地球上的状况的全面描述。它的全面性可追溯到史前时期，不仅包括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及其环境问题，而且还包括欠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被严重破坏的生态形势。强调生态环境与农业深远的根本的联系，而不忽略或低估其他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影响，是一种平衡的世界环境历史。它也解释了我们讨论的世界环境历史是如何完善我们已有的关于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的知识。 大学排名
这个大致的历史理解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重新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此外，我们未来的行为将更重要地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在这一点上，环境历史将会并且应该对我们的未来有很强的伦理意义。这里隐含的伦理学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指向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另一个关系到我们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类生态主要关注我们对局部和全球生态条件的依赖，这正是我们应该把过去的历史置于生态环境中去看待的原因。我们对环境的依赖意味着所有的自然生命如土壤、空气、水、森林、树和草以及地球上所有其他的植物群落，相对于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而言的人类都有生存价值。认为文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一天会将我们从对这些资源和星球的生态状况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这是幻想、梦想或仅仅部分正确。我们不能仅仅关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能达到什么程度。以应用于人与自然的关于二元论语言说，对关于是否要把环境作为客体来保护，人类不是唯一的主体。对我们而言，把自然当作能否保障我们作为生态系统中共存成员另一主体和同伴来似乎更重要而且非常紧迫。
就生态危机的起源或起因来说，我们整个人类都在同一条船上。虽然听来令人啼笑皆非，但似乎仍然有必要问一声，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知识或更多的伦理，以便使未来的生态更稳定或环境更具可持续性。总的说来，发达国家的人民应该比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具有更多的知识，并且以他们的科学、技术、经济能力和政治影响，他们一定更有能力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生态困境。对于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现象如酸雨、全球变暖、平流层臭氧空洞和气候变化这些影响整个人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国家的人民应该更有责任。这里必须一并指出，所有目前欠发达的国家一定有同样的发展他们国家和提高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