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呼唤师承传统——对当前理科教育的人文思(2)

    四、从当前的杜会价值观看，现代理科受的影晌已逐渐渝变为一种产业。理科在家教及相关的培训中心已不是学校教育的补充行为，而是一种不断制造教师“暴发户”的经济行为。在不断增长的商业利润的刺激下，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教师和学生—的价值观就必然要受商品价值规律的调整，从而失去教育的人性色彩。但是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如果把她变成一种简单的商品买卖形式，如果师生之间看重的是交换而不是交流，师生之间传递的是知能而不是关怀，那教育也就失去了她应有的震人心魄的效力。

      五、从教育的长远影晌着，现代理科教育正在师生的双边失去其内在的魅力。当前，也许呈现出这样一种令人担优的教育现状:从教师这边看，教师含辛茹苦地带了一届学生，高考之后学生寄过几张明信片，很快就杳无音信了。就是平时相处也很难感受到学生的感动和感激，老师的精力投人与学生的情感回报不能成正比，如果老师调整不好心态，会逐步丧失其对教育的热情、快乐和创造力。从学生角度看，读书寂寞而辛苦，老师讲了课就跑，班主任谈话都是学习和分数，往往是有问题才找你谈话，老师没有个性、情感和思想，难以震动心灵，缺乏对老师的人格景仰，更谈不上师承传统。而人的自我教育很大程度上来自两个根本动力，一是慈爱的母亲，二是仁爱的老师。成年人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面对是非选择时，总有两种声音(母亲或老师)在鼓励你或告诫你。而老师的这种巨大影响力不是来自于知识能力的传授，而是来自于师生之间的人文关怀，哪怕是一个细节的触动。优秀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对受教育者所产生的这种磁石般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向心力，持久地影响着学生的生活和生命追求的精神过程，在教育学上称之为向师力。这种向师力的不断传承就可能形成人类文明最亮丽的风景。像之于精通六艺的72名著名弟子，章太炎之于鲁迅等。学生们从教育大师那儿师承的不仅是知识经验、科研方法和学术思想，还有更为重要的—如何做事、如何合作和如何做人的理想和行为准则。傅斯年回忆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时期面对北洋政府的压力与恫吓，独撑北大危局时，有人劝蔡先生解陈独秀之聘，约束胡适之先生，以讨好北洋政府。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情景，在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傅斯年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学生领袖，率队扛大旗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梭，痛打卖国贼。后来，他创办了广州中山大学的中国研究所，在古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抗战时期，傅斯年先后对国民党政府两任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加以抨击揭璐，迫使蒋介石的这两个姻亲相继辞职下台。仗义执言、疾恶如仇，傅斯年不愧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蔡元培的另一个学生罗家伦说:“不才的门生像我，每逢艰难挫折的时候，一闭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悬在脑际。想到先生临危受困时的雍容肃穆，七十几年的努力不懈，什么暴躁不平之气，都该平下去了。现代的理科教育注重概念与推理，分析与综合，的演算淡摸了老师的人格影响，助长了师生的实用主义人生态度。这样的教育对学生个人，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极为不利。

      总之，现代理科教育理性色彩太浓，功利性太强，缺少人文熏染。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和日益膨胀的财富面前，在崇尚科技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而忽视所负载的人文精神的社会思潮面前，现代理科教育活动中的师生关系严重错裂，学生在教育中接受的是规矩而不是关怀，获取的是知识而不是启迪，学会的是能力而不是感激，成就的是学业而不是人格。而要改变这一被动局面，首要的就是呼唤师承传统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