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与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2)

    广大师生在对西南边疆和研究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发展西南边疆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西南的口号，已随着抗战的怒潮而越呼越紧，诚以西南诸省，地势雄险，宝藏丰富，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处处有赖于斯;……然国力培育，犹贵激发民众自动，欲激发民众自动，端赖教育力量之引导。……然以已往边疆苗夷教育部普及，至今汉苗夷间，仍未能整个挤于统一步调，对于抗战，是一大浪费，……陶铸成保卫国家之中坚，以抵御敌人侵略，故本省苗夷教育之推进，实为当前要务。在他们看来，边疆教育是一种“逼出来的教育问题”，搞好了“不但直接促成边疆的现代化，也间接促成内地教育的创化作用”。因此“教育是发展生命的适应过程，不可马虎。‘最省钱的教育，是最不上算的教育’，因为没有再比毁人更不上算的了。况且说，边疆教育是解决边政与避免或减轻军费的惟一根本大计。他们认为，边疆教育与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内地的发展紧密相连，同时也是国民政府一直忧心的边政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当时的背景和条件下，广大边疆研究工作者认为，边疆教育在西南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巫待改进的地方很多。他们教会办学的经验，对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师资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尖锐地批评了当时边疆教育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针对现行的边疆教育政策的弊病，提出了许多至今还很有意义的建议和理论。

    三、从事西南边疆教育建设

    民国时期，中国各地教育水平极不平衡，这就使得东部沿海地区高水平教育在向教育相对滞后的西部边远地区转移过程中，由于地域间的差异和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异水平。这种外来先进因素作用的结果，必将会导致教育后进地区的教育水平超常规发展。内迁高校带来了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传统，也带来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所有这些正是少数民族地区近代化教育异常缺乏的。内迁高校刺激和帮助了包括边疆地区高等院校在内的各级学校的产生和发展，并通过帮助培养师资、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支持这些学校的教育教学，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内迁高校中，以西南联大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教育贡献最为突出和为后人称道。云南省政府、教育厅为改变教育落后局面，恳请联大为云南培养中等学校教师，联大欣然同意。经教育部批准，1938年秋联大师范学院增设本科7个系，云南大学教育系同时亦归人师院教育系，并且增收滇籍学生。为解决本地迫切需要的师资，1943年又在师范学院创办了三年制的专修科，分“文史地”和“数理化”两个综合专业，每年招生60人左右，以招收本省学生为主，滇籍学生占8000，大大地充实了云南省各级中学的师资力量，后又全部留省工作。此外，联大在1938年暑假与云南大学、中央研究院等联合举办中等学校在职教师暑假讲习会，1939年举办一年制的在职教员进修班，后来又举办为期三个月的中学理化教员实验讲习班，并发给实验器材。1946年联大结束时，师院留置昆明，改名昆明师范学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继续为云南培养师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时一些联大学生深人云南的一些边远地区，在那里的公私立中学和小学任教，或者创办或帮助创办私立中学，提高了这些地区的教学质量，为云南省的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武昌华中大学迁人大理喜洲后，逐渐扩大了招收本地生源的比例。以1941年秋季为例，在华大注册的77名新生中，云南籍学生就占32名。到1945年秋季，云南籍学生有174名，占在校学生注册人数的68%以上。抗战8年中华大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初中，其中云南学生多达300多人。而迄于30年代初，喜洲全镇仅有大学生3人。这些同学毕业后许多都继续留在云南工作，成为云南知识界的骨干，为西南边疆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知识人材。华大教育学院三、四年级的学生，大部分都要到当地五台中学，有的教师也去兼课，也为当地边疆学校充实了师资力量。

    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在西迁过程中，曾对黔、桂两省的师资培训、教学大纲的制定及教学的示范，做了许多很具体的工作。1941年4月由浙大教授主持召开教学辅导会议，并开办了两省教师进修班和星期讲习会。1944年春，举办了教员函授学校，组织“教育工作服务队”，开办学术讲座，民众夜校、青年补习班、民众阅览室、科普展览等。1942年贵州省教育厅会同内迁院校的专家教授，共商苗民学校的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后由国立广西大学和私立大夏大学牵头，为苗民学校编写新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和《生产知识》等书，同时各校根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开办少数民族识字班。为搞好苗族的文体教育，各校又抽调体育老师帮助苗民学校开展足球、篮球、网球、乒乓球、单双杠、跳高、跳远等体育活动。方面，内迁高校不仅派出师资辅导民乐和军乐，有的还向苗民学校馈赠手风琴留声机等音乐器材。唐山交大在贵州平越(现为福泉)期间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39年4月在县城万寿宫开办了一所“民众夜校”。1940年为满足当地初中毕业生就近升读高中，开办了“国立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兼办平越中山中学班”。交大迁平越后，还有一批师生应聘到平越初中和城乡小学兼课，为地方办学既解决了师资不足的困难，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另外，为了培训边疆地区的经济人才，内迁各校还举办了不少短期专修科、训练班、先修班等。如迁至四川巴县的蒙藏学院的边疆教育、卫生教育、畜牧兽医、边疆等专修科和边疆师范专修科，迁至四力旧兴隆场的朝阳学院的垦殖、茶叶先修班等，都培养了西南边疆开发与建设的巫需人才。当时，由于西南地区文化教育长期落后，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观念陈旧，办学积极性不高。教育中心的转移不仅使这些民族地区学校数量剧增，还改变了这些地区办教育的观念，兴办学校蔚然成风。

    限于条件，抗战时期内迁高校对西南地区社会的文化开发建设只能是“急就章”式的绝版，随着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的回流，这种“东风西渐”所促成的西南边疆教育短暂繁荣即随之消失，也难免有因为急促草就而带来的缺失或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它所起的影响和作用仍然是深远的、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