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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程领导影响课程的改革与发展。一个国家之所以有着课程开发传统或是校本课程开发传统,往往是由其课程行政体制的传统决定的,课程行政体制传统决定了国家、地方和学校之间在课程决策上的权利分配结构。[9]道恩德·舍恩提出了课程改革的三个模式:1.“中心—外围”模式,由专家研究课程,然后开发并传播到外围学校;2.“中心扩散”模式,主要中心支持和管理次要中心,次要中心致力于传播革新;3.“中心迁移”模式,没有明确中心,新中心不断出现。对于高度集权的课程领导体制,“中心—外围”模式更为有效,但集权模式难以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不可能达到革新的制度化。校本为主的革新模式有助于发挥学校和教师开发课程的积极性,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课程革新模式。[10]我国目前的课程改革应“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相结合,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推动课程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要赋予地方和学校,特别是学校教师一定的改革自主权,调动各种力量参与课程改革的积极性。课程发展到什么程度,朝什么方向发展,都与课程领导体制紧密相关。我国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就是要增强学校在课程实施、教材选用、对学生的考核方面的责任心和认真态度。
课程领导主要是通过对课程决策和课程评价实现的。反过来说,课程的特点和发展状况又对课程领导方式发生影响,进而促进课程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的变革和发展,提高课程领导水平。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与给下级适当授权是统一的,要对下级实行有效的领导与给下级提供应有的服务是一致的。课程领导方式要根据科技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课程本身的发展,以及课程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这样,领导体制才能适应课程的需要,才能为课程实践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三、课程领导方式革新与课程发展的方向
在世界范围课程改革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的课程领导体制只有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才能促进课程的现代化发展。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课程领导方式要适应世界课程变革的需要
根据教育组织决策系统结构演变趋势,我们可以推测世界课程领导方式的发展方向,发展的动力结构将从控制走向自主,信息结构将从层次走向网络,决策结构将从集权走向适当分权。[11]课程实践探究最终是要导致课程决策体制的变革。具体来说,要变革那种“自上而下”的课程决策模式,确立“自下而上”模式的地位。有人把前者看作是官僚体制的模式,把后者看作是民主体制的模式。[8](205) 虽然施瓦布提倡的实践模式反对对“外来的”理论过分的、无根据的依赖,但不等于不要理论的指导。我们应强调课程理论的重建与发展,追求多元背景下的多元理论,让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直接参与课程决策过程。要把我国的课程改革视为世界课程改革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顺应世界课程改革的潮流,才能与世界保持同步。
(二)课程领导方式要体现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选择
课程决策要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体现课程的发展方向;理解并尊重国家内和国际间的文化差异,强调全球相互依存和地方行动的联系;强调课程开发方面的国际合作,为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更深刻的理解奠定基础;促进不同国家或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学生、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对话和交流;对少数民族或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的人群在课程和方法等方面的尊重;对平等和高质量课程以及对教育民主化与教育公平的追求;对主体、自然与个性的尊重等。课程设置要体现个性化、多样化和综合化。课程体制的弹性要进一步加大,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由于课程领导方式的变化,课程的发展显现新的特点:学校和教师是课程发展的重要力量,教材开放是实现课程多样化的基本条件,信息技术对课程的作用将日益明显。为迎接信息时代学习革命的挑战,要把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课程建设要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更应扩展基础知识的内涵,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三)课程领导方式要适应三级课程管理体制
课程开发有两个主体,一是国家或地方课程开发主体,二是校本课程开发主体。国家或地方课程主要解决一定范围内同一批受教育者的共同素质问题,而校本课程可以解决每一个受教育者的特殊需要和兴趣的问题。学校是理想课程转化为正式课程的主阵地,学校课程的作用要体现在三方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主动的发展;提升教师的课程意识,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实现学校的课程创新,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三级课程管理体制,能够调动中央、地方(主要是专家)和学校(主要是教师、家长、校长、社会人士,甚至学生)参与课程开发的积极性,更加适合学校的实际。[1](500) 传统领导体制下,课程决策系统与课程实施系统的隔离,使教师无法清楚地了解新课程的意图和目标中每一个细致的革新因素。课程决策权明显地从中央下移到地方后,学校就可以获得课程开发法律和行政上的自主权和专业地位,从事课程发展的过程。课程改革的运行机制,可以归纳为课程发展政府统一行为、学校自主行为、学术研究行为。这三种机制各有优缺点。根据国情,我国课程改革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一是改变课程的“大一统”,课程改革要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与学校在课程运行过程中的责任和职能。二是“学术行为”机制的改良,发挥国家级研究机构专家组的作用和有关大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与指导中心”以及有关地区和学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的作用,三者协调合作,实施课程改革实验的“学术行为”。三是实现政府行为和学术行为的有机结合,建立动态机制,先由学术行为进行实验,再由政府行为破旧立新,组织新课程体系和模式的实施。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使课程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9](390) 课程领导权要合理分配和正确使用,要善于发挥地方和学校在课程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使中小学的课程能够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使课程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参与性与开放性;让真正发生教育的地方──学校与课堂一级拥有课程发展的空间,使得一部分优秀校长和优秀教师、学生家长有机会参与部分课程的开发。
(四)课程领导方式要逐步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
目前,我国学校的领导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经验型领导;二是行政型领导;三是科学型领导。我们的学校领导人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采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学校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特别要研究课程问题,及时消除经验性对行政的依赖,使自己成为一个科学型的领导。要建立开放的校内外、行政与教师、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机制,使教师有机会平等参与学校管理的全过程,体现现代课程管理的民主性。几乎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课程规划和设计工作,不仅会影响到课程设计的结果,而且也会影响课程实施的进程。课程领导方式的民主化、科学化与课程发展的个性化追求是一致的。因此,在国家课程框架规定的范围内,要授予学校高度自由来发动课程革新,实现校本课程的有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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