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和教育发展的挑战(1)(2)
2017-08-30 06:43
导读：我们看看教育经济学对技能的定义。贝克把知识和技术分为两种类型：通用与特殊（general or generic and specific）。通用的知识和技术通常通过正规教育获得
我们看看教育经济学对技能的定义。贝克把知识和技术分为两种类型：通用与特殊（general or generic and specific）。通用的知识和技术通常通过正规教育获得，是一种广义的知识技术，是指在教育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认知能力和基础知识。这种通用的人力资本在任何一个企业都产生同样的效益。特殊的知识和技术则同具体的工作岗位紧密相联。企业中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特殊的技术要求，工人要处理特定的产品或提供特定的服务。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特殊技术，所以一家企业的特殊技术在其他企业可能产生不了多少效益，或者根本无效益可言。
随着技术与管理不断变换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企图提供特殊的产品或服务来保持竞争力，每个企业都不断地要求职工更新特殊知识、技术和适应本企业发展的观念。此外，企业的特殊经营方式和管理者的思想，以及企业自身的历史，都使不同企业各自形成一套组织生产的独特方法。在深圳的电子行业中，很多公司尽管采用相似的生产技术，但组织生产的方式均有不同，这就是公司的特殊性。另外，企业领导人和管理所形成的企业文化，也是企业形成特殊性的重要因素。我们已经在前面两节中提到，从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来看，划一的正规教育和培训难以满足不同行业的不同需要。同样，划一的正规教育和培训也难以满足各具特殊性的单个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不同需求。
成人教育学家瑙科斯（Knox）著名的差距理论指出，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一个人一生中不断出现困境，这就是已有的工作和生活技能与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之间的差距。社会要求一个人有工作和生活的充分能力（the capability to perform satisfactorily），这是一种包括知识、技能和观念在内的综合素质。而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职员们先前掌握的大量知识、技术与观念随着企业发展变得过时和陈旧，与此同时企业又对职工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产生现有职工的人力资本与企业有形资本和企业所期望的人力资本之间的差距（简称为“现状期望差距”）。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问题的严肃性在于，现状期望差距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成为人生的常数，而非个别或暂时的困境。现代社会中教育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部分新技术（包括引进的和本地开发的）首先运用于生产和经济运作中，或者高科技是应生产和市场的需求在生产过程中开发出来的，正如在深圳20年间技术引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的。这些新知识和技术的第一次出现并非在课本上或学校里，而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跨越了学校教育这个传授知识、技能和观念的阶段。这就形成发展社会中教育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学校教育不可能为下一代人口提供所有的、全面配合他们将来要面对的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以及观念。许多的知识和技术及观念是在生活和工作中才出现的。
四、发展人力资本的多种方式
各国都面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在世界多个国家，包括中国，进行的几个大型研究都显示，各国的教育政策都趋向于利用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应付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国家中，成人教育，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参与的层次，都有很大发展。相对于正规教育来说，成人教育先前位于教育体系的边缘位置，但现在已经成为向整体社会提供教育的主要机构，而且地位日趋重要。最近，经合组织对六个成员国的成人教育发展动向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成人对学习的不断需求，和为成人提供教育机会双方都呈“悄然无声的爆炸状态”。由于一些工种在消失而另一些工种在兴起，成人教育迅速扩展的趋势早已经存在，以满足各种职业层次技术发展的需求。在美国，不同工种的工人有很多不同的培训机会，以获取与工作相关的技术，而非正规的“边学边做”式的培训是相关工作技能发展的最重要方式。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的。齐德曼和霍恩 （Ziderman and Horn）运用反向追踪调查方法记录哥伦比亚七种职业工人如何获得职业教育和培训。人力需求预测模式的一个主要假设是：为特定的职业设计特定的技术培训。但他们发现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在现实中工人会按照个人背景和工作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方式。政府按照人力预测制定的培训计划限制了工人对培训方式的自由选择，反而误导教育和培训发展。
在深圳、上海、重庆以及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调查发现，各种行业的雇主们和职工们愿意选择各种不同的教育和培训方式——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以及自学等——来提高和更新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观念。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我们可以推断中国也能用多种教育和培训方式来发展人力资本，而且大量的企业和职工已经在采用混合的教育培训方式。1980年至1996年间深圳 260万劳动人口共接受了207万人次的教育培训。这种与生产经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培训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竞争力，并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就企业而言，通过更新职员的知识、技术与观念，可以提高企业人力资本的水平，形成人力资本与有形资本之间的平衡，使企业竞争力跟上市场的要求，以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在各种教育和培训方式中，在职培训能够有针对性地传授与工作相关的特殊知识、技术与观念，提高职工的合作精神和整体素质。因此，由企业举办的在职培训有助于持续地提高职工技能，并立即将这些特殊的人力资本结合到生产过程中。其他形式的培训，例如职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可能很难满足企业特殊的管理和技术需求。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本发展策略均需依赖在职培训，无论它雇佣的是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还是普通高中毕业生，或大专以上的毕业生，都是一样的。那些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培训制度、不断保持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平衡的企业，能够适应市场要求并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个人而言，职工通过成人教育提高自己的能力和通过培训获得新的技能，会增加他们在就职企业的工作能力，或者增加他们自由地选择、变换工作的能力。总之，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等继续教育培训的方式，在正规教育之后，将成为社会对其成员进行终身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体系。这个体系是提高人力资本和促进人力资本转变为生产力的必要和重要条件之一。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五、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关注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和经济形态的特征和差异，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用于生产过程和提高生产率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加上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教育经济学所关注的教育与经济的研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具备了发展的广阔空间。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度，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人类共同关心的学术以及实际社会问题。因而以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发展，成为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交流和对话的重要领域。
就教育经济学研究而论，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中，研究和决策的范围应该关注教育培训的投资、人力资本的发展和人力资本使用三个方面。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以及发展本身的复杂性，大而化之地笼统分析教育收益率和教育与经济的增长关系，不足以为教育的决策和经济的决策提供可靠信息。郝纳克（Hoenack）指出，我们的经济研究忽略了对组织的分析，这些组织包括利用教育的组织（雇佣劳动力的企业等）和提供教育的组织（提供人力资本的教育机构等）。它们的管理成本、管理上的分权优势和激励机制都应是研究的重要范围。注重组织的研究取向，使我们可以观察教育培训投资的不同方式和它们的成本效果，观察人力资本发展的过程以及与经济生产的关联性，观察利用人力资本提高生产力的生产过程；研究这些过程在动态中的特征和规律，对于了解人类在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活动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能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和信息。
第二，研究方法注重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层次的特征。中国地域广大，有太多的因素影响教育培训的发展和利用，因而也很难从西方成型的研究中找到完全合适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例如传统的、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收益率方法，最近在国际上就已经受到学者们的批评。贝纳尔（Bennell） 1996年对收益率分析的理论和可信度提出质疑，他认为不考虑人的天赋、社会经济背景和经济结构的分析是有偏见的。如果一国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并且有很多人口以非工资形态进行生产，传统的收益率分析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从而引导出错误的教育政策。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前面提到，寇恩和安帝斯发现用收益率的方法分析发达国家为青年提供的技术性教育培训，分析结果没有明显的趋势和结论。是分析方法的问题，还是与正规教育不同的教育培训具有特殊性?我认为，如果不考虑青年来自不同的组别和行业、接受的教育培训方式不同、提供教育培训的机构不同、课程设置的目标和内容不同，自然会感到分析的结果无规律可循。或者说，传统的收益率方法当时还没有考虑到这些复杂的、现代教育的多元因素。贝克尔在《人力资本》再版的第一章中提到，虽然第一版的第三章认为工人会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去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但并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估算人力资本的模型；因而在不同年龄时期，对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分布有影响的那些因素就没有得到计算。
在现代社会的科层结构中，个人属于一个班组，班组属于企业或者学校，企业和学校又受所在地区和国家政策的影响限制。用数理模型表达和分析组织和社会的不同层次的结构，一直是研究的难题。数理统计的最新进展——多层分析方法，使我们能够将各种社会因素和不同时期的因素包括到计算当中去，更为准确地显示发展变化的趋势。关于研究发展过程的调查方法，郝纳克提醒我们，反向追踪是了解职工背景与企业效率的重要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向来被忽视。近年来我与同事合作的研究项目采用了反向追踪法和多层分析模型，结果发现它们对于研究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多层的数理模型可以将所观察的时间因素和其他影响因素按层面分开（例如个人、企业和地区层面的因素），从而能更加细致地观察复杂的社会现象。
齐德曼和霍恩（Ziderman and Horn）在哥伦比亚的研究以及我和我的同伴在中国三个城市和12个县的研究说明，反向追踪调查的容量十分大，问卷设计得好，可以准确地反映受调查人的活动轨迹，这对于了解人力资源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加上受调查人工作的机构和地区的数据，研究者可以利用多层模式评估和分析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形成的特征，了解不同结构之间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第三，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由来，除了采用经济学定量研究方法外，结合定性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布朗（Brown）和他的同仁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只采用数字来计算投入和产出，也应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数据现象和趋势，以避免“黑箱”问题，即不了解过程的变迁和发展由来。定性的方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有十分精彩的范例可寻。卡诺依和莱文以案例研究的方式，确定了工作中四个主要的工作素质：权威来源的意识，时间（现在和未来）观念在工作中的运用，对口头表达能力的要求，对认知能力的要求。他们还通过对小学课堂进行观察，揭开了不同知识、技能和观念是如何在看似相同的教育过程中被灌输给儿童的实质。高斯泊（Gospel）采用族志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组织的发展，即比较历史经济学，探索经济生产活动现象发展的由来。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的历史表明，在职培训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是配合技术更新的有效的人力资本策略，而且是使发达国家走向现代的主要传统。这些非定量方法为我们研究教育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其实，定性的方法有助于定量研究确定调查分析的因素，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定量和定性方法结合，可为教育经济学研究开拓更广阔的前景。
研究中国广大地域的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利用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对中国三个地区的研究采用了反向追踪法，在中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12个地区中心城市和县调查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状况和他们所采用的策略。与以往采用政府教育统计数据研究的思路不同（例如入学率、人均教育程度、人均产值），我们的调查数据反映了企业在生产动态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实际状况，包括人力资本的存量以及在经济转型中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及其发展策略。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发展经济中的人力资本：企业的策略与三元教育体系》中，我详细地介绍了教育培训对企业人力资本作用的理论关注、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展现了近年来我的研究小组在中国地区中心城市和县级企业中所作的调查和研究，最终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元教育培训体系及其在发展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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