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属对教学的认识(1)(2)

张志公先生可谓当代语文教育大家中对属对这一传统语文教育方式最为关注，并且研究最为透彻之人，在他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有专门章节用来论述属对。属对作为教学手段一般在儿童入学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在启蒙阶段的集中识字和进一步的识字两个教学步骤之后。教儿童学属对。最初大概是以学做骈文和学作近体诗为目的的，发展到后来，属对成了启蒙之后一种必修的课程。苏洵的文章里说：“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在宋代，属对已经是同句读、声律相提并论的一种基础课程。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专为学作近体诗，而是作为语文基础训练的一种手段了。^{［2］（95）}到了明清对联的繁盛期，对联大普及，无论公学还是私塾，都把对课作为必修之课，使人从小就受到对联的教育和熏陶。鲁迅先生早年在三味书屋读书也曾学习过对课，这成了他在枯燥私塾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许多年后他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到：“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给我读的书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加上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民国年间，虽然新式小学渐渐取代了私塾，但是对课并没有完全消失，学者钱剑夫先生就是在那时读的小学，他回忆自己小学“对课”的经历：“每日放学时由国文教师出对，能对出者先归。一年级一字，如天对地，马对牛之类；二年级二字，如天高对地厚，白马对黄牛之类；三年级三字；四年级四字……”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对课这种极有魅力的语文教学活动才逐渐消失。

三、属对的语文功能

历代以来属对何以如此之受重视呢？元初学者程端礼在他的《读书分年日程》中就属对的作用有如下说明：“大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正文，皆是此弊。但令习字演文之日，将已说《小学》书作口义，以学演文，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解一章之意，相接续下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天、长、永、日’字，但临放学时，面属一对即行，使略知轻重虚实足矣。”教学生属对的目的是配合“习字演文”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字的“虚实死活”，掌握阴阳上去四声。属对教学，大致就依据这样的一种目的，一直实行到清末。^{［2］（95）}

在笔者看来，属对作为传统语文教学方法代代相袭，其作用远非配合“习字演文”、了解字的“虚实死活”、掌握阴阳上去四声这几点所能囊括。从某种程度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关于属对的论述更为精辟，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施。三十年代陈先生主持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考试时就出了一个以“孙行者”为上联的属对试题，其中以周祖谟、刘子钦等所对的“胡适之”“祖冲之”为最佳，此事曾经轰动一时。 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为他这一别出心裁的做法进行阐述。陈先生认为“对对子”不失为一种妙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时有所依据”“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对对子”何以有这样的作用？他从四个方面予以说明：一，“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对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他认为第二条“最关重要”“声调高下与语言迁变、文法应用之关系，学者早有定论……又凡中国之韵文，诗赋词曲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竟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又中国古文之文法，多依声调而决定，印欧语系之标点法不尽能施用于中国古文。若读者不通平仄声调，则不知其文句起讫，故读古书往往误解……又汉语既演为单音语，其文法之表现，即依托于语词之秩序。昔人下笔偶有违反者，上古之文姑不论，中古以后之作，多因声调关系，如‘听猿实下三声泪’之例。此种句法，虽不必仿效，然读者必须知此句若作‘听猿三声实下泪’，则平仄声调不谐和，故不惜违反习惯之语词次序，以迁就声调。”在文章最后先生还说到：“今言及此者，非欲助骈俪之文，增高其地位。不过借以说明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此义当质证於他年中国语言文学特性之研究发展以后。”^{［4］（279-285）}

陈先生的这番阐述当然就是当时的语文教育而发的。《联话丛编》的主编龚联寿先生在书的序言当中就专门提到陈先生的这封信：“陈寅恪先生此信之所以名著一时，不特就楹联之地位发表了重要看法，还因为如前所引，连类触及了当时的学校教育，且谈得非常深刻，给人启迪，促人深省，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作用。”^{［5］（8）}陈先生本人也说这件事的意义当质证于他年中国语言文学特性之研究发展以后，也就是说他的看法是否正确有待后世评判。那么，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应该说汇集古今中外语言文学的华彩篇章了，对子这个古老的教学手段是否还如陈老所言之让人不能忽视呢？

社会文化学告知我们，一种语言和文学样式，越是被广泛地应用，就越应该被社会所重视。然而，与此规律背道而驰的现象却是：对联在现如今面临着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的危机──语文教材不选对联，语文教师不讲对联或索性不懂对联，写作课更与对联写作无关。这或许与对联往往被人们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甚或是笔墨游戏不无关系，甚至连梁启超这样的大师也说它是一种“苦痛中的小玩意儿”、骈俪文中“附庸之附庸”，可见此种偏见由来已久。近半个世纪以来，综合了各类知识载体的属对训练，在语文教学中备受冷落，实在是件憾事。在这个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崇尚求新求异思维的青少年是否还需要这种古老、遥远而又陌生的文学式样呢？它也许逐渐缺失了其作为交际工具的性质，也不像高考作文那样属于“安身立命”之本，或者说再也不是求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手段，但作为远离功利之外的一种传统语文样式，它依然以其特有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去鉴赏它、传承它、光大它。

如果说对联是浓缩了中国古典美的精华的话，那么这种美应该是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当代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就说过：“对联乃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美学观和语文特点的综合产物，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的高级创造积累的特殊成就。……对联是一种‘精粹’，一种‘提炼’，一种‘结晶”，或一种‘升华’。它有极大的概括能力，能以最简练的形式唤起人们最浓郁的美感，给人以最丰富的启迪，或使人深思，熟味，受到很大的教益。”转引自曾伯藩，《论对联的功用与意义》，《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1。而这种“精粹”“提炼”“结晶”“升华”所能带来的教益之于当代的青少年来说并不是垂手可得的，对于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也不仅仅是举手之劳而已。对联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汉语文的特色和魅力，是汉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在新的时代，我们应该以新的视角全面观照对联，从而探究其生存的勃勃生机及更应受到重视的合理性，即对联之于现代语文教育的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德〕威廉·冯·洪堡特焙楸ぬ赜镅哉苎文集［M］背ど常汉南教育出版社，2001.162.

［2］张志公闭胖竟自选集［M］北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5.

［3］南怀瑾痹本大学微言（开宗明义之二）北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4］刘桂生，张步洲背乱恪学术文化随笔北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279-285.

［5］龚联寿绷话丛编蹦喜：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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