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学科发展性评价的策略研究(2)

目前，我国社会的公益性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它以集体和组织作为主体。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对其组织内部的个体而言带有一定的组织性、强令性，但作为主体自身的群体或组织在实施道德互助行为时却更多地表现为自觉自愿，如募集抗洪赈灾基金、市政建设费用等与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不同，群众自发性公益行为则更多地体现了公益性行为主体的完全自发性和高度自觉性，如实施舆论监督、声援正义力量、援助弱小群体等，它以主体本身的道德感和良知为主要动力源。随着公益性行为的不断涌现，公益性行为的内部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一方面以企业、组织为主体的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数量仍保持稳中有长，另一方面，以个体自觉为其特征的群众自发性公益行为有增无减。不论是群众自发的，还是组织强令的，公益性行为作为支援弱者、伸张正义的社会支持的主要力量，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它的强大力量。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生活也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首先，利润驱动的原则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泛化。“利润驱动”作为一种市场原则，在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一则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润驱动”原则所形成的精神氛围，二则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的人很难将“利润驱动”这一价值原则囿定于经济生活，而在道德生活、精神生活抑或其它方面启用另一套相应的价值准则，故而，带来了“利润驱动”准则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中的“泛化”。

“泛化”的表现之一为，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甚至善价而沽，这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频频报道中可得到印证。

“泛化”的表现之二为，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五花八门，反防伪技术与防伪技术同步发展，致使人们真假难辨。“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的同时，出现了一支以“知假买假”然后获取利益的特殊队伍。

“泛化”的表现之三，由于道德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像人们预先想象的那样走“共同富裕”之路。

“泛化”侵蚀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人伦关系的方方面面。

其次，道德评价标准混乱，人们的道德判断陷入迷惘。近些年来，教育界流行着很多“说法”，诸如：“良心值几个钱”，“大学生挣小钱，小学生赚大钱”，“当老师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拿白不拿、不要白不要”等，学校招生漫天要价，校园腐败有所抬头，道德标准混乱，道德判断陷入迷惘。第三，作为一种道德净化机制，学校因摆脱不了整个环境影响，它们的功能释放受阻。从某种角度说，学校首先就是“新环境”的受害者，学校德育的开放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不受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机制本身能否有效、高产运作仍待研究。一方面，代表社会正义、社会公正的力量不断壮大，社会道德发展的主流呈现积极的趋势；另一方面，价值标准的模糊，道德判断的迷惘，净化机制的松驰，又着实令人担忧。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国现阶段所特有的“喜忧参半”的道德现状。

２．道德坡论——社会道德发展走向的理论

把握伴随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源源不断地输入，传统的一元化的价值观念体系趋于崩溃，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尚未有效重构，价值的多元化和价值冲突趋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的道德判断的迷惘与困惑，致使个体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失调，行为抉择陷入两难。倘若完全依从道德现实来把握道德发展的走向，则难免失之片面，难脱“盲人摸象”的窠臼。理论界试图掠去种种社会表象进而对当前道德发展的内在的趋向作规律性的把握。总起说来，理论界对当前社会道德发展走向大致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借助于形象化的说法即“爬坡论”和“滑坡论”（在经济领域中流行一种“代价论”，其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高速的增长是以牺牲社会道德的进步为其代价的。就社会道德而言，“代价论”本质上是“滑坡论”的一种）。“爬坡论”主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道德的“生长点”以及新道德所具有的特点作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