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居(4)
2018-01-13 05:16
导读：表2 村、镇、城三地交往事项分类表 附图 我们先来看“婚吊宴”这一项，关于这一类事项的绝对交往数，同里镇金仲禹居多，其次是大胜港柳兆薰，最后
表2 村、镇、城三地交往事项分类表
附图
我们先来看“婚吊宴”这一项，关于这一类事项的绝对交往数，同里镇金仲禹居多，其次是大胜港柳兆薰，最后是上海柳兆薰。进一步考察他们的交往对象，发现大胜港主要是亲戚，同里镇主要是邻里和朋友，上海主要是朋友。在婚丧年节期间进行的交往属于人情交往，人情交往有发自内心，有出于习惯，还有为了面子。把这一个交往性质与主要交往对象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认识，这种交往在大胜港主要发自内心或出于习惯，在同里镇主要为了面子，在上海则主要发自内心。还可以这样说，乡村的这种交往更多的是不假思索，市镇的这种交往是理性的权衡，而城市的这种交往更多的是真情实感。需要说明的是，同治二年二月十三日，柳兆薰长子柳应墀在上海成婚，这一特殊事件增加了这一时期柳家关于本事项的交往。
由“祭拜”引起的交往，大胜港居多，同里和上海均较少。大胜港柳兆薰的15次“祭拜”中，辛酉元旦“饭后，至羹梅友庆堂拜当年先世神先，次行家人拜贺”（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一年正月一日。），初五“早起衣冠接财神、五路神”（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一年正月五日。），初六“饭后观村人出猛将赛会……。但祈来岁ｈé＠②村仍得举此盛典”（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一年正月六日。），二月初三“衣冠至广阳庵拈香烛，至文帝、武帝前叩头拜祝，……复至观音菩萨前叩头拈香”（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三日。），十九日“观音大士圣诞，……余饭后叩拜观世音菩萨”（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二九日。）。二十一日“至西房南玲圩曾大父师孟公、大父逊村公墓上祭扫，……吾家幸蒙先沾福庇，人口房屋无恙，犹得举行此典，大非易事”（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至北舍、长浜等先世墓地祭扫，事毕“饮散福酒，共八席，五十人”（注：《柳兆薰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共有七次为集体性祭拜。其中，家族内部有四次，全村范围有三次，可见乡村的“祭拜”活动是提供人际交往的重要机会。金仲禹共记下6次“祭拜”祖先和神灵的活动，两次在春节，三次在清明前后，还有一次为观音大士的诞辰，其中只有两次与他人发生交往，一次为元旦“到宗祠谒拜祖先”（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一次为观音大士诞辰“赴北观复善坛，今日观音大士诞，……到者甚众”（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正月初二对拜祭祖宗神像和清明前后的几次墓祭都是自家单独进行的，未与他人发生交往。上海柳兆薰共记有9次“祭拜”活动，其中只有同治二年正月初五，“五鼓时起来，循例接五路尊神。自宵达旦，街上爆竹之声不绝于耳”（注：《柳兆薰日记》同治二年正月五日。）。这一次为集体性的祭拜活动。其余春节期间对神先神像的祭拜，和清明的祭祖都是在家中单独进行的。例如是年元旦“先人神像，寓中湫溢，不能悬挂，与大儿展谒拂拭，仍谨收藏”（注：《柳兆薰日记》同治二年正月一日。）。再如“是日清明节，家中祭扫诸事”（注：《柳兆薰日记》同治二年二月十八日。）。对祖先和神灵的祭拜是联系族谊和乡谊的重要手段。比较三地祭拜活动对人际交往所提供的机会，我们不难看出，祭拜活动在乡村所引起的人际交往，无论在族人之间还是乡人之间都是比较广泛的；而它在镇区所引发的人际交往在族内和镇内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它在城区几乎不引起什么人际交往，唯一一次接五路尊神的活动，大多数人家也只是观望而已，完全不似乡间全村的参与，家族内部似乎已经没有了共同的祭拜活动。这一交往手段的弱化，反映了由乡居到城居的过程中，人员众多、热闹非凡的场面性交往渐渐变得不合时宜，也就是说，范围限定的仪式性交往形式将渐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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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交往，柳氏在大胜和上海时的经济活动均较为单一，在大胜是关于田租收受，在上海是围绕英洋交易。金氏在同里镇的经济活动则显得较为繁忙，有关于田租收受方面的，有关于资金借贷方面的，更多是围绕开店一事。我们先来看大胜和同里都涉及到的田租一事，两处的田租事宜大都集中在年终期间，这是因为，当地有这样一种习俗，佃户每年应交的田租额如果拖过了当年还未交清，就一笔钩销，因此，年终是地主催收租款最集中的时间。从记录下来的这类事宜的次数来看，两处不相上下，拥有千亩土地的金仲禹比拥有二三千亩土地的柳兆薰甚至还略多了几次。据当地人士的介绍，金仲禹的母亲王氏专门从事代地主收取田租的“帐房”活动，曾经营田地达两万亩之多。金仲禹是独子，王氏去世以后，他家的帐房生意便一落千丈。但其日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颂周二哥招往其家吃帐房年夜饭”（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六日。）。说明金仲禹继承了他母亲帐房的经营活动，只是其规模已大不如前了。柳兆薰则或者通过帐房或者直接出租田地，甚至亲自雇工耕种，却未从事帐房的活动。这可能就是金氏田地较少租事却多，柳氏田地虽多租事反少的原因。总之，就收取田租这一事项来看，乡居柳氏与镇居金氏对其关注程度基本没有太大的区别。由“开店”一事引起的交往在《颐贞楼日记》中出现最多，其次数不仅位于“经济”类之首，而且遥遥领先于其它类事项，这是因为金仲禹这段时间正在筹备开设一家杂货铺。从日记中看，金氏为开店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财力。金仲禹将颐贞楼西侧的几间平房辟作店铺，从二月十五日开始，请了包括木工、水工、电工和洋铅匠在内的四五名匠人装修店铺，共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到三月六日方才完毕，“此次修理及开店门，费四十工，计二千八百八十元；水料三千七百五十元；店用门窗皆自有，若新制当逾万，昔建此别业不过万金而已”（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六日。）。这化去的六千六百三十元不仅没有算上门窗木料，而且不算为开张进的货。就日记中记下的进货就有七次：“向之（指建侯表兄）购香烟二千余元，弃学就商当以此日为始”（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九日。）。“周春荣近作掮客，昨招之来属办香烟，今晚送货六千元来”（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日。）。“金麟书以香烟千元来，小学教员今为掮客矣！”（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二日。）。“麟书又来，为购烟四百元”（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访方自元，＠③购黄祥茂肥皂二箱”（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访（薛）天游，买得香烟二千三百元”（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六日。）。“赴东埭豫大购得火柴十二包、大新皂六十块，为店进货。……购得红香二百棵”（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八日。）。如此算来，单就进货一项又化去了万余元。这化在开店上近两万元现款在金仲禹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因为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至是租实得四成”（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统计此前已收得租款二万六千元可知，金氏一年可得租款在六万五千元上下。因此，我们从资金的规模可以看出，“开店”不仅是金仲禹此时的经济大事，而且可以说是他整个生活的重心。资金“借贷”是金仲禹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他向私人借款时，对象是清一色的亲戚，有沈三表姊、二哥（族兄）颂周、表兄惠生等，其中向姻亲沈三表姊借款的次数最多，累计欠款额高达一万元（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四日，十日，二十日。）。他更多的是向钱庄借款，他以一万元为底金，并“以大金镯及二小绞丝镯为押”向镇上的仁丰庄累计透支了三万元（注：《颐贞楼日记》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十七日。）。最后我们来看“英洋”交易。柳兆薰避居上海后，完全摆脱了田租收受的具体事宜，虽然我们可以从他每天对阴晴雨雪风霜不厌其烦的记载中看出他对农事的关心，但是此时他主要的兴趣已从土地转移到了英洋交易上。柳兆薰入市的确切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二月初七的日记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记录：“下午，同梦书、春山至兴仁里振隆庄上，……总牵日上市面，本洋大涨”（注：《柳兆薰日记》同治二年二月七日。）。此前是否因为适逢年节加之大儿婚期，无暇对此作太多记录，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但日记从二月二十六日起，几乎一天不落地记下了英洋的市价，此后他或者亲自或者派大儿应墀至振隆庄了解行情，有时甚至一日二至，表现了他对英洋交易的极大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