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居(5)
2018-01-13 05:16
导读：比较三处地主的活动，大胜柳氏只关注田租一事，土地上的收入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同里金氏既对土地收入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又对经营店铺付予了极大
比较三处地主的活动，大胜柳氏只关注田租一事，土地上的收入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同里金氏既对土地收入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又对经营店铺付予了极大的热情；此外，资金的运用在他身上显得较为多样，即资金由从前的消费和生息两种用途扩大到了借贷投资，而镇上钱庄的设立为这样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上海柳氏似乎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对田事的关注，而不由自主地加入到了更高层次的经济活动——货币买卖中。乡居——镇居——城居这一过程中经济活动内容的转变，既反映了地主与土地联系的逐渐分离；更反映了其经济活动个体性的逐渐丧失，即他由乡居时埋头于田地，到镇居时关注市场行情，再到城居时居然被卷入整个经济形势之中。
“棋画花鸟吃局”中的吃局与“婚吊宴”中的请客吃饭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后者是特定时间场面上的人情交往，前者则是日常生活中个人性情间的自愿交流，因此它与由棋画花鸟这些个人兴趣爱好引起的交往属于同一类。这种交往，在大胜柳氏日记中没有出现，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作者漏记，而是根本没有发生；在同里和上海的日记作者身上发生的次数约略相当，这类交往在各自交往中所占的比重也大体相当。乡居与镇居和城居时这种交往的差异表明，乡居的人们具有更多的义务性，而镇居和城居时人们身上家庭的限定性较少而个性能较多地显现出来。
“家事”、“形势”、“谈心”在《颐贞楼日记》中都没有记录，很可能是作者日记记录习惯所致，故尔我们只能对柳兆薰两个时期的记录作。
“家事”主要指家族内部的一些小纠纷，无论在大胜还是寓居上海时期，柳兆薰对家庭事务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后期甚至超过了前期，这可能是离乡寓居客地的人们对家乡的一种留恋，这也许会随着客居时间的延长而有所减弱，而本文的柳兆薰不仅到上海的时间不长，且为暂时的寓居，最终还是要回到乡间，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能不同于一个长期在城市的定居者。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本文研究的柳兆薰处在一个特定的时势之中，那便是太平天国攻占吴江这一时期，其避居上海正是由此引起的，因此家乡乃至于整个江南的“形势”自然引起了他十二分的关注。未来的生存环境应该是居住在任何地方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乡居、镇居和城居的差别，只是具体落实的地点有所不同而已。
与亲朋好友的“谈心”是柳兆薰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在他乡间的生活中就占了不小的比重，寓居城中之后，更上升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这表明城居之后，个人之间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比乡村更为频繁密切。
三 空间范围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日常生活的地点和地域范围。先看活动场所，表三资料显示，三处来访次数悬殊不大，其中金仲禹略多，平均每天一次。外出次数，柳兆薰乡居时最少，差不多三天才外出一次；而他在城居时外出次数有所增加，但还不至于天天外出，平均五天中仍有一天不外出；镇居的金仲禹外出极为频繁，平均每天外出近三次。三地外出场所显著不同，我们将外出场所分为私人家庭和公共场所两类，公共场所包括茶馆、商店、饭店、机构、花园、街道及庙观、墓地祠堂等。大胜柳氏到公共场所的机会最少，仅为外出次数的四分之一，这10次中的5次，是到芦墟镇被称作“局”的乡自卫团练组织处理局务，其余2次至墓地、1次至广阳庵、2次春节期间参加乡人的庆祝活动。乡镇自卫团是太平天国攻占江南时期民间自发的临时性组织，因此赴局属于非常外出，墓祭仅为家族内部活动，其余均为乡间节庆聚会性质，因此，大胜柳兆薰至公共场所的活动具有明显的非常性和被动性。金仲禹去公共场所的次数已大大超了大胜柳氏，但与他去私人家庭的次数相比还略占弱势；他去的公共场所绝大多数是茶馆和店铺，其比重为86%，此外还有10%为花园这样一些室外场所。上海柳氏外出次数虽不是最多，但外出的大多数地方已是公共场所，其中钱庄、饭店、茶馆有47次，其余2次是在马路上闲逛，所剩的1次是对节庆场面的观望。因此，柳兆薰寓居上海后，其外出活动几乎完全是一种主动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