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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3)

2018-01-13 05:16

　　《精选古今诗词筵席争奇》三卷，“明万历书林黄正甫”刊，见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一著录。按当时此类争奇体裁作品十分风行，如明万历、天启间建阳书林余氏萃庆堂就刻有当代作家邓志谟的六种“争奇”各三卷：《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有天启四年序）、《蔬果争奇》（有天启四年序）、《梅雪争奇》（注：邓志谟，名灵，号景南，别号竹溪散人、亦号百拙生。今人孙一珍说他“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左右，卒于天启四年(1624)以后”，是“在万历和天启年间多产的作家”（见《通俗小说家评传》第72、78页）。邓志谟著述颇丰，有小说、戏曲、“争奇”系列作品，以及通俗日用类书等数十种。余泗泉萃庆堂刻其书最多。但是邓志谟作品，今多流失国外。据金文京教授《晚明小说类作家邓志谟生平初探》说，邓志谟六种“争奇”作品都为余氏萃庆堂刻，余刻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五种、龙谷大学一种。除此之外，所见《山水争奇》三卷，尚有明天启间清白堂刻本，存“康生”藏书印。
　　此外，另《茶酒争奇》二卷，天马山人（朱永昌）撰，明天启四年(1624)甲子清白堂刻本，亦有“康生”藏书印。
　　由上可见，明万历、天启间“争奇”体作品风行一时，黄正甫书坊刊刻《筵席争奇》是毫不为怪的。）。其《山水争奇》三卷，还有明天启间建阳书林杨氏清白堂刻本。黄正甫所刻《筵席争奇》当也是畅销书。
　　由上可见，黄正甫其人主要生活年代及其刻书活动都是在晚明时期。
　　其次，再从黄正甫所“梓行”的《三国志传》来看。
　　此书乃孤本，今仅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图）。据原北平图书馆旧卡记录：“《三国志传》二十卷八册，明书林黄正甫刻本。购订处：邃雅斋（北平琉璃厂）购。收到日期：（民国）24（1935年）／3（月）／11（日）”。是1935年原北图从琉璃厂书肆购得的。所见八册乃金镶玉重装本，入藏前当已为之。有学者说：“黄正甫刊本的封面、叙、目录是天启年间重印时补配的”；而正文是“今见”之“最早刻本”（见《明清小说》2001年第1期）。即正文比“叙”、“目录”早，其“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见《〈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因此，对于这些应该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关于正文。从各卷卷端所刻的书名来看，此本首卷端题“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第七卷同，第二卷只缺“全像”二字、第八卷“新刻”作“新镌”二字）；然而，第三卷端题“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其第四、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卷端题都同第三卷。此书共十六卷卷端刊刻有“京本”二字，全二十卷卷端都题“新刻”、“考订”等字样。何谓“京本”？郑振铎先生说：明代闽地书铺，“凡翻刻南京、北京书，皆冠以京本二字，以示来源，有别杜撰”（见《西谛书话》第60页）。可见黄正甫是据“京本”（这里当指南京刻本）翻刻的，当然也不排除他利用先前已翻刻“京本”而成的部份旧板来印行，无论属于哪种情形，都是曾经加过工（所谓“考订”、“按鉴”等）的“新刻”。既然有“京本”在先，黄正甫本就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事。即使以为“新刻”、“京本”云云是一种商业宣传手段，那末这种宣传的本身，无疑也透露出当时已经出现了《三国志传》众本纷呈而黄正甫本并不“最早”的消息。
　　今见黄正甫本正文的一些文字，未必都能算得上“最早”。以其卷之二《曹操兴兵报父仇》段对曹操在兖州招纳贤士的描写为例，来与余象斗双峰堂刻本《批评三国志传》（下简称“余本”）相比照，不难发现其多处文字是经过改易的。(1)“余本”写郭嘉推荐刘晔，说他“十三岁与母报仇，杀仇人头拜墓；二十馀岁在扬州席上砍杀刚强郑宝，名闻淮海。”而黄正甫本则删去杀人之事，并把刘晔从“光武嫡派子孙”改为“光武宗派”。“余本”写荀ｙù＠③推荐程昱时，说他“身长八尺三寸，美须髯，眉清目秀”，黄正甫本也加删除。这些是因为强化尊刘贬曹倾向的需要。(2)“余本”写曹操访请程昱，“遣人于乡中根问，果得消息于山中读书”；黄正甫本改写作“操遣人于乡中访问，在山中读书”。又，“余本”写夏侯ｄūｎ＠④推荐典韦时，对曹操谈其发现典韦的经过：“某（ｄūｎ＠④自称）于中山射猎，见一大汉逐虎过涧，问之即典韦也，收在军中久矣。”而黄正甫本改作“ｄūｎ＠④于山中射猎，见此人逐虎过涧，收在军中久矣。”显然，黄正甫本的这些文字经过了改易，尽失其本色；而且将“根问”改作“访问”，将“一大汉”改作“此人”等等，使活生生的口语变成僵硬的书面语。(3)“余本”写曹操招纳人才，在列举四位谋士姓名后，谓“更有五十七人不录”；接着又列出“文武兼全”者、“武将”名单，随即说“多有部下之人，不及录亦多。部有精兵三十万。”黄正甫本保留了“余本”前句“更有五十七人不录”的文字，却将后句“多有部下之人，不及录亦多”等大加删改。经过一番修饬，黄正甫本的文字确实是简洁多了，但留下的斧凿痕迹也十分明显。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到，黄正甫本的某些文字不可能比“余本”更早，而“余本”刊刻的确切时间是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