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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赋体作品在结构上常取主客对话的形式,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描绘各自喜爱的景和物,如《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都是如此,从而成为赋体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过秦论》中,贾谊并未照搬主客对话,而是独具匠心地运用抑扬之法进行极化对比。以上文为例,作者先进行纵比:六国合纵抗秦声势浩大,结果却一败涂地,这是前后形势之比;陈涉起义,一举灭秦,这是秦的兴亡之比,同时以此衬托出攻守之势的巨大变化。作者用大半篇幅详述孝公以来秦之兴起过程,用意也在为第二段中秦的迅速崩溃作对照和铺垫。对前者的大肆渲染。主旨却在极力夸张后者,“扬”秦正是为“过”秦。这种先扬之于九天之上,然后猛然一扣,击之于九地之下的手法,实在堪称空绝。接下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横比:极力写陈涉的出身贫贱、才能拙劣、地位卑下,起义军人少力弱,疲弊不堪,目的却是反衬秦朝败亡之易。此外,尚有兴与亡时“天下非小弱”之比,雍州之地与崤函之固相比。对比之后提出“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一明显的问题,而后用一个过渡句“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承上启下,再以“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概括前半篇,同以“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总结后半篇作一个总括的对比。这样,多种比较造成层层进逼步步蓄势的强烈气氛,而后来采用设问得出的结论就如山洪爆发,势不可挡。立足此论点,我们再回顾作者不惜工本,用墨如泼极写秦之强盛,乃是为了说明这一切是秦在统一六国的攻势中采取“高诈力”的结果,而秦在统一中原后的守势中没有认识到“安定者贵顺权”的道理,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来制定一套新的政治方案,施行仁义,而把“守”和“取”混为一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必然招致速亡之祸。这种先含于内,后托于外,先扬后过,“扬”秦是为了张扬仁义,“过”秦是为了指斥“仁义不施”,手法可谓别致工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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